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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三让王位

千百年来,泰伯奔吴以让国的事迹一直在史学界中流传,代代不绝,而泰伯奔吴以让国的基本事实,则由太史公司马迁非常确凿地记述在《史记》文献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吴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专家学者对古遗志的考察、民间传说的收集以及吴氏家谱的查阅，结合史存文献的研究，泰伯奔吴以让国的起始史实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让走吴山

传说周文王姬昌出生前有祥瑞之兆，生下来就聪明异常，颇有伟人气质，深得他祖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宠爱。太王有心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以便以后能传给姬昌，但是按照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老三，自然没有资格承嗣王位，这势必导致姬昌不能继承周朝天下。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废长立幼的氏族规矩，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给孙子姬昌而终日忧闷，郁郁寡欢，以致抑郁成疾。古公亶父曾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卷四《周本记》)。长子泰伯看出父亲的心意，为了顺从父亲的意愿，泰伯和大弟仲雍相商之后，在父亲生病时，托言往衡山采药而一起从岐山出走，离开周原，来到岐山西面的吴山（即今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新街镇境内），以便古公亶父传位于季历。这就是孔圣人所说“三以天下让”的第一让。

泰伯和仲雍来到吴山后，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改变了吴地氏族的狩猎生活，最后成为了当地的酋长，建立起了氏族国，号称“句吴”。泰伯的吴政权与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诗·大雅·皇矣》记载：“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唯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二让奔梅里

泰伯、仲雍入吴山不返，这样，季历就被改立为太子。不久，古公亶父因病去世。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古公亶父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将王位归还给泰伯。泰伯、仲雍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立即从吴山赶回奔丧。这时，季历依照父亲的遗命，一定要把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接受。后来，泰伯见几次推让都不行，只好带弟弟仲雍连夜再次回到吴山，后带领部分吴人举族南迁，从吴山出发，经河南安徽一路跋山涉水，劈荆斩刺，碾转迁移，最后来到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梅里（今无锡新区梅村镇）。为了让泰伯继承王位，季历再次派人到梅里诚请泰伯回去即位。泰伯为了表示无意继承王位之心，与仲雍断发毁容，改从土著先民纹身断发习俗。在以礼仪文明自称的周朝看来，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纹身。当信使临走时，泰伯传话于季历：“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通“纹”，作者注）身，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论衡·四讳篇》），意思是说我已到了吴越，改从吴人断发纹身之俗，已成刑余之人，再无资格当宗庙社稷之王了。这就是泰伯的二让。

三让为至德

泰伯、仲雍定居梅里后，把岐山当时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原本以捕鱼、打猎为生的南方，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开发江南，使得原本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的梅里地区逐渐成为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泰伯、仲雍也因之被当地民众拥举为部族首领。后来，泰伯在吴越之地营建城邑，组建国家（占有太湖以东到海，以北抵长江这片土地），国号仍称勾吴。句吴国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在东南沿海站稳了脚跟，至泰伯4世孙周章被周武王封为吴子并赐予国号为吴国始，吴国逐渐强大，成为春秋时期“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建立后，泰伯却一直不肯称王，只让人们称“伯”，并且没有留下后代，为的就是把王位让给弟弟仲雍。大约在公元前1193年，季历被殷朝第29代商王太丁杀害，季历的儿子昌要泰伯回周原继位，泰伯再次让位于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泰伯去世后，仲雍成为吴国国王、吴氏的传代始祖。这就是让百姓肃然起敬的第三让。

圣人孔子在《论语》中对此赞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的赞叹。在孔子看来，泰伯的品德已达到了极高境界，人世间再也找不出什么言语来形容他的美德了。因而泰伯被称为“三让王”，援引孔子的赞语，吴氏后人就把“至德”、“三让”作为宗祠的堂号称为“至德堂”、“三让堂”等。

季札三让王位

季札人称延陵季子，是泰伯的第19世孙，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与孔子齐名的圣人，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季札博学多才，饱读群书，懂得政治军事，精通音乐舞蹈，季札“让国”、“观乐”、“挂剑”等典故传颂至今。从公元前561年起，季札效仿祖辈泰伯的做法，三让王位更是为人称道。

一让：遵守周礼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61年，泰伯的第18世孙吴王寿梦离世。寿梦生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馀眜，四子季札。四子之中又以季札最为贤明，从小聪明过人，熟读《诗》、《书》，通晓礼仪，仁义礼让四德俱全，深受寿梦喜爱，寿梦想要传位给他，季札谦让，认为不适情理，坚决不受。《史记》记载“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左传纪事本末》里记录有季札当时坚辞不接受王位的讲话：“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意思是说，我真不想做君王，前面既然有规定了，何必要破坏而私循父子情感呢！于是他坚辞不受，因此只好立长子诸樊，由他代理执行政务，掌管国家政权，等办完父亲的丧事以及守丧完毕后再说。此为季札一让国。

二让：崇尚守节

 前560年，诸樊元年，孝顺的诸樊守孝结束脱下孝服就要让位于季札说：“我愿达前王之义”，命季札遵吴王遗诏而即位，但季札还是不接受。并用曹国人拥立子臧而子臧逃离曹国的故事来说服诸樊和吴人，据《史记》记载：“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 ‘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季札批判了曹成公杀太子自立为王不知守义的行为，高度赞扬了子臧逃离曹国以成全曹成公而“遵守节义”，并说：“我虽然没有才能，但也愿意学习子臧的义举”。由于诸樊和吴国百姓一致拥立季札为王，季札见推托不掉，便放弃了自己的王室身份，带领自己的家人来到延陵（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耕作。众人见季札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强求，诸樊只好正式立王。这是季札二让国。

三让：洁身清行

据《吴越春秋》记载：“（馀祭）十七年，馀祭卒。馀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我已明言不接受王位，并已举子臧守义之例。今欲洁身清廉，崇尚品德，仁义处世，富贵对于我，像秋风吹过耳朵一样。又据《公羊传》记载：“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竭（诸樊）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谐曰喏”。兄弟誓约，王位不以父子相传，而改为兄弟继承。为了早日把王位传给季子，诸樊领兵伐楚，公元前547年，战死沙场。群臣遵照寿梦遗命和兄弟誓约，立次子馀祭为王，馀祭一面把“季札封于延凌，号曰延凌季子”，一面效法长兄，于公元前527年“好勇轻身而亡”。馀祭去世，弟馀眜立。公元前523年，馀眜也身患重病去世，馀昧临终前，不忘父王遗命，授位给季札，但季札仍然不接受王位，并再次出逃回到了延陵。吴人遂立余眜之子僚为王，季札认可，重回朝中辅政。这是季札三让国。

季札让国的事迹写进了《史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史书里，后人称之为“后三让”。天下也都在传颂这一圣贤之事，季札遵守周礼，崇尚礼乐，洁身清行，厌恶暴力，严格遵守着嫡长继承制，稳定国家和政权，如此“守节”和“让国”，为众人所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季札发自内心的评价，称季札为“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季札以贤德著称，他三次让国，继承了先祖泰伯和仲雍的美德，故他被后人奉为“至德第三人”。又因其封在延陵邑，因此时人称其为“延陵季子”。其后人也把吴氏堂号取名为“延陵堂”。

泰伯和季札之“让德”，无疑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最好例证。孔子称“至德”，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吴泰伯世家为诸侯“世家第一”。何为“至德”，此乃“人类美德发展到了顶峰的赞誉”。孔子用极美好的语言称赞泰伯，尤其对他的“至德文化”之精髓——谦让与开拓愈加赞美，表达了他对古代先哲的崇敬。季札的高风亮节，对延陵的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孔子对季札让国做过赞誉之辞：“延陵季子，其天民乎”（《上博楚简·弟子问》），也做过高度评价：“至德至仁之举，堪称高风亮节的典范”。其后人为了缅怀泰伯创至德家声，季札承三让延陵，他们把孔子和太史公的赞词融为一体，如开篇语所述的“延陵世第、至德世家”，“世家第一、至德让三”，“延陵世泽，梅里家声”等，以对本族的追述和对先贤的赞颂，这些传统的吴氏家风美德以及灿烂多彩的吴文化就是从此而来，并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与传承逐步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