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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徽州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古徽州社会是由中原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具有汉唐遗风的宗族社会，各宗族聚族而居，保持血统，强化宗谊，建祠堂，而修族谱最为徽州宗族看重。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詹氏统宗世谱》前序就写道：“族谱不作，人伦之道不明，尊卑失序，礼乐攸，揆之风化，非小失也。”作为徽州的全郡要修如《新安名族志》等的郡谱，作为各县要修如《休宁名族志》等的县谱，作为各个宗族要修整个宗族的统宗谱，作为宗族的各宗各族要修宗谱和族谱，作为各房、各门、各家要编修或抄立支谱和家乘等，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家谱。

一

历史上徽州各个宗族到底产生了多少谱牒，我们今天不得而知，甚至无法估算，现在所能讨论的只是至今还存世的谱牒数量。目前收藏徽州谱牒最多的单位是上海图书馆，据王鹤鸣先生在《上海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中介绍：“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徽州家谱，包括徽州(新安)地区和休宁、祁门、绩溪、黟县、歙县、婺源六县，共计收藏1949年前的家谱467种，其中统谱、总谱35种，家谱、族谱、宗谱422种，祭祀谱10种。”“共有56个姓氏。”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皇皇10大本《中国家谱总目》，其《前言》说要“将全世界公藏和私藏的中国家谱，编纂成一部带有内容提要的联合目录”，成为“迄今为止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专题性目录”。这其中属于徽州的家谱就占了较大的比重，据统计数量达到1568部。但据笔者的调查与了解，此数量远不是目前还存世的徽州谱牒的真实数量，仅1949年之前编修的徽州谱牒，《中国家谱总目》中未收录的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公藏机构藏的徽州谱牒。如黄山学院图书馆所藏徽州家谱共计185部，其中有133部为《中国家谱总目》所未收录;黄山市档案馆藏有徽州本土的70个姓氏谱牒档案300多套1982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有笔者在2001年5月19日捐献的徽州谱牒40多部;安徽省的其他许多市县级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都藏有数量不等的徽州谱牒，等等。这些谱牒的数量，据笔者的估测，当在800部左右。

其二，诸多民间私家藏的徽州谱牒。它们的数量很大，如笔者藏有百余部谱牒，均为2000年10月份以来自徽州民间获得。其他一些个人收藏的谱牒，据笔者的调查与了解，黄山学院一位教师藏有几十部;休宁县一位机关干部藏有20多部;黄山市一位退休干部藏有十几部。至于藏有徽州谱牒数量为3部至10部不等的人，仅黄山市就有近20人。这些人大多为徽学研究者或爱好者，其藏有的徽州谱牒数量，据笔者的估测，当在400部左右。

其三，徽州广大的乡村民间藏有的谱牒。笔者近20多年来至少调研了300多个徽州的自然村。在调研时，笔者总能发现一些农户的家里还保存有自己家族的谱牒，有成部、成套的印制本，有单册的手写本，清明祭祀簿更多，有的一个村可以发现好几部。如祁门县古溪乡的黄龙口村就珍藏有明代至民国的汪氏宗谱四部共63册;祁门县历口镇叶村一个村民家藏有民国己巳年重修《沙堤叶氏宗谱》12册和民国甲戌年叶涤烦抄《要录》等。这些发现直接反映的是徽州人尊祖敬宗观念在当下的延续与传承。徽州所属六县至今至少还有七八千个自然村，按每个村保留有一部谱牒计，数量达七八千部;取其二分之一，也有三四千部，由之可见散存于徽州乡村的谱牒数量之大。

其四，一些侨居外地的徽州人手上藏有的家谱。它们的数量虽难以统计，但据笔者的估测，也不会少。这些人有的已侨居外地三四代，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代，但皆对自己的祖籍地徽州念念不忘并保持认同，保留谱牒和努力地在徽州民间获得自己宗族的谱牒是为了不忘根本。2001年12月，笔者在休宁县流口村作田野调查时，曾在一个名叫李阿金老人的家里看到两部李氏家谱，分别是民国二十一年修《双溪李氏族谱》上下册、清同治年间手抄李氏《支谱》1册;2018年1月，笔者再次来到李阿金家里时，老人已经过世，他的儿子接待了我们，问及当年看到的谱，被告知原件早已给家在江苏宜兴的一位李姓本家买去了，现在只留有复印本。

“发现”是个主体性很强的相对概念，它应具有被积极的主体寻得、确认价值、社会认同等几个方面的属性要求，由之“发现”是要区分出“已发现”“正在发现”和“尚待发现”三种类型。发现的前提是被发现东西的存在，而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总能被发现。《中国家谱总目》里收录和已作为公藏机构公藏的徽州谱牒当属已发现的徽州谱牒;作为徽学研究者与爱好者私家藏的徽州谱牒为可发现的徽州谱牒;还散存于民间由谱牒的拥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谱牒属于尚待发现的徽州谱牒。它们皆为存世的徽州谱牒，估测其数量，将超过5000部。

二

谱牒是记载宗族成员世系及事迹的档案。存世的徽州谱牒不仅数量大，而且形式多样，既有多卷多册的，也有多卷一册的，还有不分卷一册的，种类十分丰富。仅就纸质载体形态的谱来说，至少存在以下几大项：

第一，就谱牒的性质内容看。徽州谱牒所要记述的宗族群体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纵向上要记述宗族延续的源流、世系，横向上要记述宗族发展的分支、分派，但不同的谱所记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由之也就决定了谱的性质与种类：

1.统宗谱。即某一区域的某宗族从某一祖先之后繁衍发展的各支各派之总谱，它也被写成统谱、通谱、会宗谱、世谱等。是谱要尊祖归宗，打破地域的界限，将同一宗族的各支各派收为一体，统编成一部谱，所谓“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正如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的“凡例”所说：“兹谱登载总若干万人，皆本于尚书府君一人之身。”“府君大献公九子二十三孙之裔，散处于徽饶宣池九江等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徽州的宗族特别注重血缘，故其统谱也就是同宗之谱而非同姓之谱。在徽州，同一姓氏而没有同一血缘关系的所谓联合谱是不存在的，由之不同于福建的谱牒。据陈支平在《福建族谱》一书中介绍，福建的谱牒有许多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缘关系”。

2.支谱。即宗族的某一支、某一派、某一堂之谱，更多的是被写成宗谱、族谱等。如祁门营前清道光元年修《锦营郑氏宗谱》、歙县瞻淇光绪九年誊立汪氏敬义堂《本支世系》等。徽州家谱中存世最多的就是此类谱。

3.家谱。即一家一房之谱，也被写成祖宗谱、家乘、家纪、谱略、宗派、世系等。如歙县昌溪清咸丰元年吴仁抄立吴氏《太湖祖宗谱》、婺源严田清光绪早期抄立《严田李氏家纪》、歙县七贤清光绪年间抄立《琅琊王氏谱略》、歙县南乡清中后期抄立《潘氏世系》。此谱以手写本为多。

4.祭祀簿。即为祭祀祖先而写立的谱系及祭祀方式等，又称清明簿、祖宗簿等，许多在封面题“慎终追远”四字。如黟县北乡民国年间抄立戴氏《祭祀簿》、歙县南乡民国年间抄立章氏文德堂《清明簿》、歙县南乡清光绪二十九年抄立方氏二乐堂二房《追远簿》等。此谱一般皆为手写本。

第二，就谱牒的版本形式看。关于徽州谱牒的版本形式，过去一般是分为“刻本谱”和“手抄本谱”，其实依笔者所见，更真实和合理的分类应该是：

1.印制本谱。包括雕版印刷本谱和活字印刷本谱。前者有如祁门营前清道光元年修《锦营郑氏宗谱》木刻印本等;后者有如婺源西乡民国十七年重辑《燉煌隐溪洪氏宗谱》木活字印本等。民国以后还有较少的铅活字版谱，如绩溪1935年惇庸堂铅印《遵义胡氏宗谱》。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徽州宗族非常重视血统，极力反对冒族、冒籍，因此对谱牒的印制数量都有严格控制，每部谱都会注有领谱字号，不仅印制的数量很少，并且还会在谱牒印制好后当众毁版。故在徽州家谱中，铜版本谱和石印本谱十分鲜见。

2.手写本谱。包括写本谱，即手写而传世的谱，它相对完整，如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立《詹氏统宗世谱》、黟县潭口清康熙后期写立《钟山胡氏支派》等;抄本谱，即抄录母谱上有关自己本宗、本支、本房内容的谱，如徽州清中后期鱼川程幹文抄立《程氏世系》、歙县南乡民国初期抄立《歙南中村洪氏家乘》;抄接本谱，即不仅抄录了母谱上有关自己本宗、本支、本房的世系等内容且予以接页的谱，过去也称“草谱”，如婺源阆山清光绪癸卯年汪仁坛记《汪氏宗派》、徽州民国年间汪兆贤抄录义和堂《汪氏宗谱》等。此类谱除写本谱的数量可能超过一部外(一般也不会多于三至五部)，其他皆具有唯一性，版本上为孤本。

3.稿本谱。即为刊印而形成的底本谱，如休宁北乡明崇祯三年编修《休宁吴氏族谱》稿本、绩溪荆州石园清光绪十六年重修光裕堂《孙氏世系宗谱》稿本、民国甲子年《黟北吴氏族谱》底册等。此类谱皆为手写的孤本，但根据刊印与否又要分为“已刊稿本”和“未刊稿本”。

4.印制接写本谱。即印制本留有空白版式与格式而抄录、接写的谱，它在形式结构上一般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印制，内容一般为统宗谱或宗谱的谱序、宗族源流等，后一部分依照版式与格式的手写，内容一般为属于本支、本房的世系内容及接页等。如歙县南乡清道光二十年修宝伦堂《新安张氏宗谱》分上下两册，上册是印制本，下册是印制格式手写本;歙县西山清光绪二十七年云峰居士书《西山洪氏家乘》全一册，前半部分为印制内容，后半部分为印制格式手写内容。推测此类谱最初的产生，当为宗族在修谱时，为满足族内更多人的需要而统一制作了印制本及格式，然后分发给所需要的族人，让他们各自抄录与接页。

第三，就谱牒的籍地情况看。谱籍的概念从人的籍贯概念而来且与之内在关联。籍贯又名祖居地，是指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由于迁徙的问题，籍贯地又分现籍地即现在的籍贯，和原籍地即迁徙之前原先的籍贯。我们通常所称的“籍贯”一般也就是指现在的籍贯，但“现住地”的概念不是“现籍地”的概念，区别的主要标准在于在现住地生活的代系有没有超过四代以上。谱籍的概念与之相类。所谓谱籍地即谱牒所记述宗族的世居发祥地，其“世居”的概念是指四代以上的居住，其“发祥”的概念是指各支派的来源。谱的编制总是以某一个始祖为中心节点，简述其前生即宗族的源流而厚记其后世即宗族的繁衍，谱的编制主体也必是这一始祖四代之后的裔孙，因此始祖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就是该宗族的籍地，它自动就成了该宗族所编制谱的谱籍地。谱籍地的宗族具有某种主体的地位，离开了谱籍地的群体总被称为“外迁”的群体。由于宗族的迁徙而导致谱的重编和再编，谱籍地又要分为现籍地即现在的谱籍地，和原籍地即宗族迁徙之前原先老谱的籍地，但通常意义上的“谱籍”概念也就是指现籍地的概念。

徽州的谱牒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徽州谱牒是指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广义的徽州谱牒还应包括与徽州的宗族和在徽州居住人群有密切关系的谱牒。从谱及谱所记述的人的籍地情况看，徽州的谱牒至少包括有以下几类：

1.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此即正宗的徽州谱，其谱籍地为徽州，且谱所记述的人的籍地也为徽州，目前存世的徽州谱大多为此类，如歙县南乡清道光二十年修宝伦堂《新安张氏宗谱》、婺源民国四年修《桂岩戴氏宗谱》等。

2.自徽州迁居某外地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此谱及谱所记述的人的现籍地在某外地，但由于它们的原籍地皆为徽州，且现籍地的宗族对此认同，故可为徽州的谱。此谱有如婺源迁庐州潜川清光绪三年三修三槐堂《王氏宗谱》、休宁芳充迁怀宁钦化民国十年修世德堂《吴氏支谱》等。

3.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现居徽州人的谱。此谱的籍地虽为外地，但出自地是在徽州，谱所记述的人有支派和群体迁居、生活在徽州，且历时较长，已经融入徽州的宗族社会体系之中，因此亦可为徽州人的谱。此谱有如(出自徽州)淳安清道光二十三年续修追远堂《龙屏方氏宗谱》、(出自歙县)严州遂安西源清光绪晚期修《西源詹氏宗谱》等。

第四，就谱牒的出自地情况看。谱牒关照的是人，这就是谱主。广义的谱主是指该谱所记述的宗族群体，狭义的谱主则是指该谱所记述的宗族群体中拥有该谱的主人。谱的出自地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与谱籍地概念不同。谱的出自地是指谱的现实存在之地，它关注的是谱主的现居地;而谱籍地则要涉及谱之编制及谱主的世居地问题，更多关注的是谱主先世的居住地。由于宗族的迁徙与分派，谱籍地与谱主现住地一般很难统一与一致，同一谱籍地的谱，可能会出现在不同地方，而出自于某地的谱其谱籍地可能在该地，也可能不在该地，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谱的出自地概念就不一样，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大凡某地出现了谱，则该地就一定有其谱所记述的宗族或人群的存在，而无论是本籍还是寄籍。实际上，谱籍地的概念作为谱主先世世居地的概念，尽管它在空间上有所指，但所指的区域不是要关照到宗族的迁徙与分布，而是关注着宗族的“源”与“始”，因此对谱主来说更趋于是一个表征性的和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谱的出自地概念则很精确与务实，它体现的是宗族存在与分布的现实状态。对“第三者”的研究者来说，谱的出自地问题甚至比谱籍地的问题更为重要。某谱的谱籍地知道了但出自地还是难以判断;而如果已知了某谱的出自地，则总会探讨和研究出该谱的谱籍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目前已发现的徽州谱牒，从谱籍地与出自地的关系看，至少存在三大类，即谱籍地和出自地皆为徽州的谱、谱籍地为徽州但出自地为外地的谱、谱籍地为外地但出自地为徽州的谱。对此的举例可以很多，不再赘言。

古徽州是谱牒产生与留存的大户地区，谱牒存世量大，单位密度为全国最高;种类丰富，近乎涵盖了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宗族社会所应能产生的民间谱牒的全部种类，因此它们皆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徽学研究上意义重大，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理应得到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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