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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人书札》辨伪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代名人书札》这部书,最早出版于1980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根据馆藏1100余封清人书札挑选、整理并点校的,出版时仅选用了640余通。2009年,该书又重新彩印出版。

根据彩印本的前言,这批书札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经启功先生建议,在琉璃厂购买的。启功先生当时还曾提醒图书馆,里面有些书札是“代笔”,并非真迹,应当小心。但这个提醒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这批书札的真伪问题,鲜有人论及。而自《清代名人书札》出版以来,很多学者及研究人员在编纂清人全集(如《李鸿章全集》、《林则徐全集》、《曾国藩全集》、《郭嵩焘全集》)、搜集清人佚文(如《张裕钊佚文考略》)、编写清人年谱(如《郑板桥年谱》、《刘墉年谱》)、研究清人学术思想(如《焦循学术略论》、《焦循阮元评传》)时,都采用了此书,有人甚至还对《清代名人书札》的尺牍用语作了研究(如《〈清代名人书札〉尺牍专用语研究》),但如果这批书札本身就存在问题,研究者又没有辨伪,这些工作就是白干,甚至会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所以,为这批书札“验明正身”,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因为工作的缘故,需整理民国影印本《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在研读过程中,愕然发现,里面有不少书札出现在《清代名人书札》中,仅收信人和写信人不同,这不能不让人起疑。紧接着,又发现《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常熟翁相国手札》(十集)、《翁覃溪手札》等书中,也有不少信札内容与《清代名人书札》一致。现在,经过笔者初步的考证、比对,能确认的《清代名人书札》中的伪札已有二十余通,数量之多,让人震惊。为论述方便,先将《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等书的结集情况做一简单说明。

《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影印于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总计四十三家七十五通,皆吴锡麒(字圣征,号谷人)友朋信札,原藏歙县汪咏沂处,乃汪氏昔年在京师书肆买得。《昭代名人尺牍续集》二十四卷,乃清人陶湘所编,是吴修《昭代名人尺牍》的续作,石印于宣统三年辛亥(1911)。此书收录名家手札甚多,识鉴精审,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清人尺牍总集。《常熟翁相国手札》(十集),翁同龢甥俞钟銮(字金门)所编,民国有正书局影印本,收翁同龢手札数百通。《翁覃溪手札》,民国有正书局石印本,收翁方纲手迹四十余通。这几种影印本,出版年代较早,书札来源可靠,可以说,是鉴定清人书札真伪重要的参照物。

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清代名人书札》中的伪札:

《丁敬身至节子》一通:

节子大兄阁下:念劬交到手书,猥以六十初度,蒙赐联轴,古雅可喜,谨谢谨谢。湘中吏治不易振作,弟不以责人而先以自责,疆吏所司何事,转移风气,岂得委之气数耶?与念劬晤谈数日,皆迂阔语,别无政绩可言,但得一书生可为名将,此求贤馆之小效也。手复鸣谢,敬请台安。藉璧谦版。小弟钝丁丁敬身顿首,十七日。益哉明经近著《汉书补注》,已刻《天文志》,真大勇也。

此札亦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吴大澂”条。《续集》“节子大兄”作“节子仁兄”、“不易”作“未易”、“小弟钝丁丁敬身”作“弟大澂”、“十七日”作“五月十七日”、“益哉明经”作“益吾祭酒”。原札乃吴大澂致傅以礼(字节子)信。应该说,此札仿造得非常拙劣,全篇的大意都是讲封疆大吏当如何如何,而丁敬身乃一介布衣,谈何“政绩”、“吏治”?最可笑,也是最大破绽的地方,是把《汉书补注》的作者王先谦(字益吾)改换为“益哉明经”。《汉书补注》这部巨著,学者皆知,这样做反而欲盖弥彰,让人疑窦丛生,而丁敬身与王先谦年代迥隔,根本无从相见。详细的考证可参看朱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丁敬信札辨伪》一文。

更据吴相湘记述,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节,他在北平厂甸古玩店购得吴大澂此书札原件(同时还有张之洞书札一通),重新装裱后,往谒业师孟森教授请求题跋。后来,吴相湘此两通书札赠给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袁枚致晓峰》一通:

宇内流传久,襄阳播掿词。论交方恨晚,惜别又经时。书画标行舸,莼鲈醉客卮。布帆烟雨里,魂梦镇相随。 小诗奉送晓峰吟坛之云间,即请正之。子才弟袁枚拜稿。

此札亦见《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项墉”条。《书柬》“晓峰吟坛”作“谷人大兄”、“正之”作“教正”、“子才弟袁枚”作“秋子弟项墉”。原札乃项墉致吴锡麒。项墉,字金门,号秋子,与吴锡麒皆钱塘人。此札作伪手法非常高妙,信札中无一事一人可供考索,如果不是找到原札,根本无法证明它伪造。《清代名人书札》中此类伪札甚多,下面还将论及。

《刘墉致英和》二通:

炎热如蒸,不能握管。嘱书之件,秋后报命。此复煦斋先生刻安。刘墉顿首。

蒙垢自屏,不交宾客,不谈世事,一乐之书,不至于旧交新贵之门,山中养疴而已。煦斋先生览。石庵手具,廿七日申刻。

此二札亦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一“翁同龢”条。《续集》第一札原作“大暑不复近笔砚,送来嘱书之件,秋后报命。此复调甥左右。瓶庐白。六月十四”,是翁同龢写给他外甥俞钟燮(字调卿)的。《续集》第二札“一乐之书”作“一纸之书”、“煦斋先生”作“鼎臣”、“石庵手具,廿七日申刻”作“松禅白”,是翁同龢写给铭安(号鼎臣)的。二札亦无实质性内容可供考证,作伪手法很高。但与原件相比,即知其伪。而“一纸之书”竟误写成“一乐之书”,令人发噱。

《王文治致周长发》一通:

乞先将《围令赵君碑》题就付下,欲趋雪窗,每日抽暇办双钩数行耳,非敢促迫也。其《雪浪盆铭》研轴,再过数日走领未迟。容即趋尊斋面谢,不既。石帆先生大人文安,弟王文治顿首。廿五日。

此札亦见《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翁方纲”条。《书柬》“围令赵君碑”作“圉令赵君碑”、“石帆先生大人文安”作“谷人先生大人侍右”、“王文治”作“方纲”。原札为翁方纲致吴锡麒。此札亦须比对原札,伪札误将“圉令赵君碑”写成“围令赵君碑”,足见其寡识。又:此札前《王文治致汪守和》一札,诗文拙劣,笔迹亦不似王文治,疑伪,待考。

《焦循致阮亨》一通:

尊集六朝碑版对联,临行时遗忘几上,望拾付一钞为幸。《礼器碑》可否借观数日,唯裁夺是荷。明日申刻便饭,奉屈一谭,惠临为幸。此请梅叔老内弟刻祉。姻愚仲焦循顿首。乙亥十月九日。

此札亦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张之洞”条。《续集》“梅叔老内弟刻祉”作“晋壬尊兄年大人旅安”、“姻愚仲焦循顿首,乙亥十月九日”作“张之洞顿首”。原札为张之洞致吴唐林(字晋壬)。此札亦难以从字面考证,只能比对原札。又:此札前一通,亦焦循致阮亨,而称呼有别。在信中,焦循称阮亨为“梅叔眷兄”、自署“愚弟焦循”,显系伪造。焦循是阮亨的族姐夫,年纪也比阮亨大,知根知底,而自称为弟,无乃太过。

《盛大士致云庄》一通:

后学盛大士顿首云庄老前辈大人座前:日趋谒起居,值文从公出,与八世兄坐谈片晌而别。人海萍踪,多得接侍,老辈笑谭,即可藉消胸中鄙吝,所以奉托从者为营小壹集壹觞,兹送上席费文二十金,乞查收,明日午刻即趋侍几席也。专此,敬请钧安,不庄不备。大士再拜上。

此札亦见《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陈用光”条,《书柬》“盛大士”作“陈用光”、“云庄老前辈”作“谷人老前辈”、“日趋谒”作“前日趋谒”、“大士再拜”作“用光再拜”。原札为陈用光致吴锡麒。此札与原札比对,脱去一“前”字,语意不甚完整。

《林则徐致慕堂》三通:

赵松雪二印对过,皆不真,是以未便题咏,专此奉缴。外奉到山东城武县宋刻《庙堂碑》,并曲阜拙刻补字三纸。藉候慕堂先生日禧。愚弟林则徐顿首。

年月不错,而画无精神。题字亦非仲穆手笔,项墨林印亦是赝者伪作也。此复慕堂先生大人,愚弟林则徐顿首。二月九日。

弟因前晚有一畿南之表亲来,留宿于此,今晚渠借弟屋请一二亲戚,不得不陪之。若俟其罢席,再趋尊斋,诚恐太迟。谨此鸣谢。此上慕堂先生,愚弟则徐顿首。即日。

此三札亦见《翁覃溪手札》,皆翁方纲致曹学闵(号慕堂)。《翁覃溪手札》第一札“藉候慕堂先生日禧。愚弟林则徐顿首”作“藉候日禧,不宣。并具”,且伪札删去“此是唐本所摹,与陕本不同”小字一行;第二札伪札仅改换落款,将“方纲”改作“林则徐”;第三札“此上慕堂先生,愚弟则徐顿首。即日”,《翁覃溪手札》作“不既,送上曹大人,愚弟方纲顿首”,且伪札删去“适已对鱼门说,托其转达也”小字一行。又,此三札前有《林则徐致李彦章》札四通,所用信纸与这三通伪札完全一样,当亦系伪作。《清代名人书札》共收林则徐札八通,而《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在整理《林则徐全集》时,只收了致江鸿升一通,上述七通皆未收,甚有见地。

《伊念曾致凌霞》三通:

昨面求程氏竹林昆一恳赐墨宝。兹有扇六柄乞书,无乃太多,然好学求师之意甚切,我姑准之,可为一笑!麈遗先生尊安,小弟伊念曾顿首。二十三日晨。

九秋得读手翰,欣悉大兄大人贵体安舒,能握管作小字,极为喜慰。每念尊恙由于操心著述所致,愿从此少作牌板文字,清净养神,实为上药。承赐《小重山集》,无体不精,律赋尤美,佩服!容日来邗,再当畅叙也。麈遗先生著安,愚小弟伊念曾顿首。

忙甚矣,累苦矣,然必过别而后去。昨与梧门、船山约初七日同往,早至晚回,竟一日之谈。又拙迹三件,合装一处奉政,他日对之,相思定不浅尔。麈遗先生知我,愚小弟铭谷伊念曾顿首。十九日。

此三札亦见《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第一札乃汪瑞光致吴锡麒,《书柬》“我姑准之,可为一笑”作“或姑准之何如?一笑”、“麈遗先生尊安,小弟伊念曾顿首。二十三日晨”作“谷人先生,瑞光顿首”。从书札意思来看,当是汪瑞光向吴锡麒求书扇面,但是六柄又太多,所以开玩笑说是拜师,请吴锡麒姑且应允,改为“我姑准之”,则不知所云了。第二札乃黄模致吴锡麒,由于伪札删改了一些重要内容,故将原札全录如下:

九秋得读手翰,欣悉大兄大人贵体安舒,能握管作小字,极为喜慰。每念尊恙由于操心著述所致,愿从此少作牌板文字,清净养神,实为上药。今岁榜发,仁、钱寥寥,幸八令郎一鸣惊人,足为西泠生色,转瞚登金门、上玉堂,将贺不胜贺也。承赐《小重山集》,无体不精,律赋尤美,佩服!今因敝徒金名奎表姪来扬之便,附函申贺。金生之来意,欲肄业书院,亲炙宗匠,幸推爱进而教之。临颖神驰,不宣。谷人大兄大人都讲,愚弟黄模顿首。

伪札删去两节,主要是担心被识破。因为凌霞是吴兴人,隶属湖州府,而原札黄模、吴锡麒都是钱塘人,属杭州府,吴锡麒子吴清鹏(族内排行第八,吴锡麒第七子)在嘉庆二十二年又高中探花,极易考证,故删去最为适宜。第三札乃桂馥致吴锡麒,《书柬》“奉政”作“奉献”、“麈遗先生知我,愚小弟铭谷伊念曾顿首。十九日”作“谷人先生知我,旧游桂馥顿首”。对比原札,即知伪札之可笑。梧门是法式善的号,船山是张问陶的号,他们与吴锡麒,都是伊念曾父亲伊秉绶的至交好友,两人去世时,伊念曾才二十出头,而伪札直呼梧门、船山,实在是大不敬。

《翁同龢致俞钟銮》一通:

《会稽山斋集》欲一繙,希交来。管志价若干,并开示。金门贤甥。松禅顿首。廿五。

此札亦见《常熟翁相国手札》第四集,伪札未易一字。《常熟翁相国手札》正俞钟銮所编,真迹无疑。两札相比,极似一人手笔,但信纸不同,原札信纸上印有一颗柳树,伪札无。另“松禅顿首”与“廿五”两句伪札靠得很近,原札则分得很开(见图,前为真迹)。

《吴大澂致李鸿裔》二通:

苏邻主人左右,上巳佳日,不可无雅集,敝居褊小无流水,欲借名园为流觞之会,坐客即柳南书屋同饮诸公。或主人不欲为客,即吾两人列名亦可,不识是日得闲否?敬问起居,不庄。愙斋手状。丁丑二月廿九日。

今日正拟奉访,适诵手简,当于午初诣园看花读画。两额皆书就,不惬,再书数幅,请择之。手复苏邻主人。愙斋顿首。廿三日。

此二札亦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吴大澂”条,皆金文书写。第一札伪札末尾删去“琴西先生量移白门,伟如赴鄂,已见十八日钞”一行,并将“敬问”的“敬”字摹错;第二札未易一字。伪札书法极差,不堪入目。

此外,从《清代名人书札》的信纸,我们也能发现问题。

《伊秉绶致茶山》一通:

秉绶顿首茶山先生阁下:昨承手书,惟深感戢。韬华请假,庐山大作未获盥读。阁下立心行政,可师可法,通儒之效如此。弟得官江南,诚出望外,而何以酬报,遥希教督。今办灾高邮,近况详松谷大兄。草草奉谢,诸保爱不宣。愚弟秉绶顿首。闰月九日。

考伊秉绶往高邮赈灾在嘉庆十年乙丑(1805),十二年因丁外艰返家,其间有闰月的仅嘉庆十年一年(闰六月),可知此札作于嘉庆十年无疑。但是信札所用信纸,上面有题字:“戊辰冬日□□人□,丽华堂制。”后钤一小印“子良”。那么这个戊辰最迟也应该是乾隆十三年(1748)。但是丽华堂这家笺扇庄,事实上建于同、光年间,时代相差太远。在《清代名人书札》中,还有几处用了子良绘图的笺纸。一是《李云鳞致阎敬铭》札,信纸上印有题识:“辛未秋日拟古八帧为锦润制,子良。”一是《徐树钧致阎敬铭》札,则作“辛未秋日拟古八帧为丽华制,子良”。两札作者、图画内容基本一致,仅细节略有区别。锦润堂是沪上较早开办的一家笺扇店,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初二日,锦润堂在《申报》上刊载启事,自称“开张迄将百年”,即开业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而乾隆辛未是十六年(1751),相差近40年。因此,根据丽华堂、锦润堂存在的年代,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信札上的戊辰、辛未是同治七年(1868)和同治十年(1871),而此时伊秉绶早已作古,他的这通信札自然是后人伪造无疑。同样,上面已经证伪的《丁敬身致节子》一通,从信纸上也能辨伪。此札用的是有“青莲室制”字样的信纸,而青莲室是清末民国上海的一家笺扇庄,丁敬身却死于乾隆三十年(1765),根本无从见到青莲室的信纸。

综上可知,《清代名人书札》作伪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头换面,更换收信人、写信人姓名,删改原文,使人无从考证;二是新瓶装旧酒,完全照录原文,不动一字。第一种事实颠倒,可以说毫无价值;第二种则文献价值尚存,但书法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却要大打折扣。现将所考伪札列表如下,以便大家阅览:

《清代名人书札》收信人及寄信人通数原札出处原札收信人及寄信人备注

丁敬身致节子一通《昭代名贤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吴大澂致傅以礼

袁枚致晓峰一通《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项墉致吴锡麒

刘墉致英和二通《昭代名贤尺牍续集》卷二十一翁同龢致俞钟燮、翁同龢致铭安

王文治致周长发一通《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翁方纲致吴锡麒

焦循致阮亨一通称谓有问题

焦循致阮亨一通《昭代名贤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张之洞致吴唐林

盛大士致云庄一通《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陈用光致吴锡麒

林则徐至慕堂三通《翁覃溪手札》翁方纲致曹学闵

林则徐致李彦章四通与上三通伪札所用信纸一样

伊念曾致凌霞三通《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汪瑞光、黄模、桂馥致吴锡麒

翁同龢致俞钟銮一通《常熟翁相国手札》翁同龢致俞钟銮

吴大澂致李鸿裔二通《昭代名贤尺牍续集》卷二十三吴大澂致李鸿裔

伊秉绶致茶山一通信纸晚于写信时间

《清代名人书札》中还有一些手札,如《郑燮致树萱》二通、《赵之谦致张鸣珂》一通,书法恶劣,绝非郑燮、赵之谦手笔,但苦于无法证明,只能存疑。又《左宗棠致陈湜》三通,《左宗棠全集》已收录,所据是湖南图书馆所藏稿本。第一札《全集》本有很多脱字,而《清代名人书札》本通篇完整,第三札《全集》本前有左宗棠对陈湜来牍的大段批语,《清代名人书札》本却无。这两种来源不同的书札字迹极像,孰真孰伪尚不能定。再如《左宗棠致李榕》一通:

九洑洲业于十五日夜克复,杀贼实二三万,我军亦伤亡二千人。水师血战,以此次功劳为最大矣。申夫仁兄台安,愚弟左宗棠顿首。

考左宗棠未参加九洑洲之战,而曾国藩致曾国潢书有“九洑洲于十五夜克复,杀毙、溺毙之贼,闻实在二万以外,我军伤亡二千人,水师第一场大血战”一段,颇疑左札即据此段改写,亦属伪造。

此外《黄钺致苟华南》一通,写作年月不可知。考黄钺死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而信纸上有“乙丑冬日,松茂仿古”八字,道光二十一年前第一个乙丑为嘉庆十年(1805),此时松茂室恐尚未建立(所存信纸大都在同光间所造),疑伪。

总之,文献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对数量巨大、真赝相参的清人尺牍而言,更是首要的工作。不经考证,“拿来就是菜”,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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