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少将
时间:2022-08-31 19:30 来源:天下吴氏网 作者:吴蜀丰 点击:次
| 天下吴氏网讯(吴蜀丰)【编者按】吴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九位，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全球人口近3000余万人，无论是在政坛、军事、工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医学界等行业，从古至今吴姓英才辈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吴姓子孙不仅在祖国内陆迁徙，还远播国外。早期吴姓主要迁往邻国越南、日本、朝鲜，后来又陆续迁往南洋诸岛繁衍生息。吴国王室的一支演变成日本皇室。汉、魏至隋唐时，日本吴人怀念故土，倭王曾多次派遣使者朝拜大陆王朝，并郑重表明： 日本王室是吴太伯的后裔。近代，一部分吴姓子孙远迁欧美各国。而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吴姓子孙已遍布全球。 据《中国开国将军名录》及有关资料介绍，吴姓将军共64名，吴姓开国将军有36位，国民党投诚的吴姓将军共14名，最高的是中将军衔，四川占11名，湖北有6名,江西占5名,湖南有4名,河南､安徽各占3名,陕西､河北各占2名,福建､天津､广西､辽宁､海南､山东等地均有吴姓将军。 吴涛（1912年-1983年），蒙古族，辽宁省沈阳市人。1935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法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辽沈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到北平中国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0月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任绥西垦区抗日先锋队中队长，总队组织科科长、参谋长，冀热察挺进军抗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心县委书记，平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热西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八旅政治委员，东北佳木斯卫戍司令部政治委，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炮兵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内蒙古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 ，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吴涛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吴涛自述，我于1912年夏历3月28日（公历5月14日）生于沈阳市东郊施家寨村，九一八事变前家庭是经营地主，有土地约250亩，房屋15间，养骡马6匹，雇长工7人，每年经济收入除请雇长工及衣食花用外尚有余裕。我家是蒙古族，有12口人（父、母、兄二、嫂二，侄子侄女等五），父亲吴德珍，又名德隆鄂，系经营地主，为人勤俭、治家严厉、不准赌博、不准游手好闲，对长工劳动要求较苛，农忙时经常督促早出晚归，就是雨天也要安排一些活干，在思想上封建守旧，民国十年前后尚蓄发辫，崇旧礼教，反对汉化。我在高小读书时因穿白鞋回家曾被斥责，后因年老对子孙约束较宽，十年前病故。母詹氏，现年81岁（小我父亲八岁），出身贫农家庭，未参加过任何宗教会门，待人较宽厚，有封建守旧思想。长兄吴文溥，现年62岁，满清末年在沈阳蒙旗军事学校毕业，从戎年余改务农业，土改前是小地主，现自己劳动种地，为人好利怕事，信清礼（以戒烟戒酒为名的一种道会门）。次兄吴文林，现年56岁，曾于民国初年肄业于沈阳农科学校，后为旧职员，想向上爬，奔波半生，终未成功，九一八事变后经营文具店，制毛笔墨汁，几年后赔钱转务农业，为人开明，无党派，近年来因身体较弱，从事半劳动。我幼年是在经营地主家庭长大的，两个哥哥大我20岁左右，我是晚生子受到母亲的溺爱，家里人除父亲以外，遇事都让我几分，养成一种自尊心好面子，不屈服于旁人。由于从小没有参加过劳动，没受过苦，不知物力艰难，用钱手大。 七岁（1918年）入本村国民小学读书，在家住宿，每日走读。12岁（1923年）入古城子高级小学校读书，在校住宿。14岁（1925年）高小毕业。同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8岁（1929年）高中一年级，入关内考入北平中国大学预科（大预法十三班）。20岁（1931年）升入大学本科法政系政治专业（大政十三班）。24岁（1935年）夏，大学本科毕业。小学系农村环境，旧学制，除小学课本外，加上四书和古文观止，文章虽好，联系不上当时生活，凭着记忆力强，当顺口溜背，不懂文章真意。课外好看旧小说，如精忠说岳，岳飞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后来岳飞做了民族英雄，印象很深。接着看小八义、小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盲目的崇拜行侠好义，打抱不平。我家在南满路的旁边，南边是安奉路，安东到奉天，北边是奉抚路，奉天到抚顺。我在高小读书的时候，日本军经常在南满路线两侧进行军事演习，拉着大炮，骑着大马，随便断绝交通，任意糟蹋庄稼，对中国人态度蛮横。更讨厌的是南满铁路两侧不准小孩玩耍，不准横穿铁路，违者非打即骂，甚至灌煤油灌凉水，我对这些事情非常痛恨。 中学在沈阳，由乡村走向城市，所见所闻，多是新鲜事。当时正处在东北军奉连年出兵作战，增加了东北人民繁重的捐税负担。同时日本加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独霸东北市场。农产品对外销路很少，特产大豆只能销给日本，价格压的很低，谷贱伤农，农村多破产。而江南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经常由进步教员向同学们灌输。我在初一时一位史地教员程先生，经常教育同学，对内要民主自由、对外要独立平等。1928年秋在沈阳参加了拒日临江设领（拒绝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游行示威运动，初步启发了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在中学四年的课程，我的国文、史地等成绩很好，英文不好。好看小说，旧小说中如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老残游记，新小说如鲁迅的彷徨、呐喊，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作品，以及胡适文存，对于我来讲都是新鲜的东西，也是新启蒙的开始。旧社会是黑暗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国家是腐朽的无能的，任凭帝国主义欺凌，军阀政客祸国殃民，引起我对旧社会的不满。而另一方面又留恋地主阶级的特权，可以有权有势，过着富裕生活，因之思想是矛盾的。虽然有一些革命思想，但不可能有进一步的革命行动，最后还是存在升学深造，将来学成为改造社会的不现实的想法。  1929年夏天因羡慕北平文化城，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预科（大预法十三班）读书，1931年秋升入大学本科政治系（大政十三班），1935年夏大学本科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家乡沦陷，山河破碎，民族义愤，怒发冲冠。当时积极参加反日救国运动，奔走呼号，罢课游行，贴标语，撒传单，向群众宣传，向政府请愿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但是反动的统治阶级不但不出兵抗日，反而禁止抗日，抗日有罪，提倡亲善睦邻，对敌人屈膝投降，对内则继续进行剿共内战，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人民加紧压迫。而人民是坚决抗日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同学对抗日是迫切的要求，是切身的利益。我首先看到的是东北义勇军及我党方志敏北上抗日的行动，对我党抗日主张在进步同学中都在谈论和赞扬。 东北沦陷后，首先在经济上给我以极大的威胁，家庭的经济供给已经发生了问题。旧社会统治阶级对沦陷区的人民是不表示同情的（当然他们对任何地区人民都是不表同情的）。东北人民沦亡日深，而统治阶级依然歌舞升平，增加了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而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卑鄙龌龊、逢迎虚伪，卖钩者诛，卖国者侯。资产阶级极尽豪华，挥金如土，而穷人没有饭吃，饥寒交迫。从印象出发是不满的，想着打倒这些坏家伙，取消这些坏制度，对江南朱毛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有些心向往之。由于抗日救亡运动中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学，从政治上给我以很大的帮助。经常在一起的有白乙化同志、刘文辉同志、尹克庄同志、张新民同志、齐志仁同志。当时我只知道这些同志思想左倾、行动进步。在主张抗日上，在不满社会的观点上，都是一致的，在改造社会上，我的思想远不及这些同志的高明。我当时还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而他们这几位同志是先我受到党的教育。由于这几位同学兼朋友进步思想的影响，加上在大学学了点社会科学。我已粗浅的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当时我班政治经济学、政治思想史、哲学教授是李达先生（现武汉大学校长），吕振羽同志（东北人民大学校长），黄松龄同志（现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再有鲁迅、施存统的临时讲学，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在政治经济学上已经基本懂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过剩，结果是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资本家靠剥削剩余价值来夺取利润。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化对工人阶级是没有利益的，因为它会产生大批的产业后备军，造成工人失业。在政治思想史上也讲了马克思主义，并批判了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学校可以讲马克思主义，不准讲列宁、斯大林主义。说马克思本人是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说，而列宁、斯大林是革命党不能讲授，当然中国共产党更不能讲了）。范长江同志对苏联社会主义印象的报道对我起了敬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纯资产阶级教授，讲些美国工会法、工人福利，童工、女工福利等问题，按其规定也是八小时工作制，改按件计工制为日日计工制。也讲了些国际公法、外交法等科目。总的说来美国工会法是缓和阶级斗争的欺骗宣传，而国际公法与外交法则是虚伪的国际礼让。可以说我当时脑子里装的东西很多，但是还缺乏有系统的与完整的思想体系。我党同志经常依靠群众为掩护进行宣传组职工作。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逐渐成为我党的积极群众了。我的工作是，直接动员一些较进步的同学参加救亡活动，掩护我党同志散发宣传品，在大会上帮助我党说几句公道话。这样的积极群众我整整干了四年。1933年我曾有些泄气，因为北平何应钦和宪兵三团极端反动，党的活动方式改变，我当时认识不足，以为这些同志不敢干了。宪兵三团走后，我党活动又积极起来，把我的革命情绪也带动起来了，一直到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 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在北平我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齐志仁同志介绍入党，当时无候补期。我曾在党外当了四年的积极群众。由于1933年有些消沉，我比其他同志较晚的参加了党。我兴奋的流出了眼泪，从此我真正的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再不是矛盾、彷徨、呐喊的时候了，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大路，有了目标，终身的目标，人类的目标，共产主义的目标。我宣誓要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终身奋斗，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永不叛党。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中是很积极的，游行示威以后我又参加了各校学生救亡大会。1936年2月5日，我参加学联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召开的救亡大会。刚散会出校门被军警包围，当场逮捕20余同学，其他学校也逮捕一批。我被押解到东北宪兵第三大队（东北宪兵未随张学良南下，当时宪兵司令是邵文凯受宋哲元指挥），罪名是集众宣传，侮辱国家。当晚由该大队副过了一次堂，问谁领导开的会，哪里通知的。我答是看学校学生会通告栏上写的开救亡会议，东北已经沦亡五年，抗日救亡人人有责，开会领导人我不认识。第三天送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寄押。同时被捕的有白乙化同志（晋察冀第十团团长，1941年牺牲），到看守所住一个房子里有徐明同志（当时他是东北大学学生，抗战初期在平西区党委工作，1941年在平北地委任民运部长，1948年任东北绥化专区专员，1949年随四野南下在湖南工作），江云生同志（东大学生，1941年在平北四十团任作战参谋，1949年在华北二十兵团某团任团长，在电影上看见过他一次）。到宪兵司令部又过了一堂，大体是这样问答的。问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问共产党好不好？我说不知道。接着我说我们家乡沦亡五年，谁抗日我赞成谁。你以后还侮辱政府不？我说要求政府抗日并不是侮辱。2月12日，我们一批被学校出保释放。因为同时被捕多人，我未暴露秘密。被捕时间一共8天，没有失掉党的关系。1936六年3月，由组织上介绍到绥西东北垦区工作，开始实际斗争的锻炼。 地下党工作时期1936年3月我到绥西东北垦区工作（绥远包头以西河套地区，东北义勇军退至关内的一部分，在河套开垦，又从北平动员200多名青年学生到该处工作，名义上是实业部领导，实际上是我党领导）。在党内担任垦区工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书记是李衡同志，后来冀中区公安局长，1941年牺牲，李衡走后白乙化同志为书记）。垦区工作给我以很大的锻炼，凡是参加垦区的人都要参加劳动。在将近两年的过程中我参加过挖渠（从黄河引水经过水渠灌溉土地）、割麦子、打场、修建房屋等劳动。从白乙化所作的垦区歌里可以看出它的外貌：“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分男女，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铁的队伍，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党在垦区是秘密的活动，宣传群众抗日救亡。我们曾发动群众慰劳绥东抗战，双十二事变我们在扒子铺隆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拥护张、杨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青年学生出身的垦民进行了一些社会科学教育，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等。当时垦区已蕴藏大批革命青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党发动全面抗战，号召地方党组织抗日武装。九月日寇占领归绥，我们在垦区就组织了抗日先锋队。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9月组织暴动，成立抗日先锋队，党内任总支委员。当时因无军队工作经验，总支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关，行政上任中队长。我们经蒙古到陕北府谷、神木，进至晋西北河曲、偏关、岢岚一带，受山西省委及一二〇师领导。当时部队有200余人，有60余名大、中学生，40几名党员。垦区其余有一批派到傅作义国民兵工作（后来也都退出），妇女儿童及一部分不适军队工作的同志均送到延安。1938年春，部队扩大改为抗日先锋总队，进至雁北受三五九旅领导。当时我担任组织科长，和收编部队的参谋长工作。由于王震同志亲自给我们上课，并在三五九旅见习一个时期的检查工作，我曾到七一七团检查一个时期，对于军队党政工作开始有了认识，对于素无建军经验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帮助。1939年春先锋队奉命拨给挺进军萧克部，与李运昌支队合编，改为抗联支队。李运昌为司令员、白乙化为副司令员，朱其文为政治部主任，我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西反敌人十路围攻的战斗，及开辟永定河北地区，扩大房、涞、涿（河北房山、涞水、涿县）地区等战斗。1940年1月整编部队，抗联支队改编为晋察冀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当时无政委）。1940年4月为了完成冀热察和挺进军三位一体任务，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我团奉命于4月20日通过平绥路进至平北，察哈尔省的延庆、赤城，河北省的昌平、顺义、怀柔、密云，伪满热河的丰宁、滦平等地。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开辟地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平北地区处于平绥路以北、平古路以西，伪满边境以南，敌人统治很严。1938年我军曾路过此地，但未站住脚，群众对我有一定认识，但对我信心不足，认为我们是打秋风的，树叶一落全得走。而我们要开辟的地区，北边是伪满洲国，西边是伪蒙疆国，南边是北平城，敌人统治力较强。北部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南部面临大城市地处平原不易站住脚。但也有它的有利一面，那就是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伪满政权、伪蒙疆政权、伪汪精卫政权）。平北敌人均是联系较差，这边扫荡那边不扫荡，给我军以活动空隙。由于1938年我军邓、宋支队（邓华、宋时轮支队）往返路过平北，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坚决是老百姓的队伍，爱护老百姓，给予我军开辟工作造下了很好的条件。并且事前已经有一个小游击队和一个工作组在该地区活动，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我军初到时尚未引起敌人的充分注意。使我们有立足的可能。由于我们一到新地区就乘敌不备打下据点，取得连续的军事胜利，在胜利的形势下立即开辟群众工作建立政权，因此我们站住了脚。1941年2月我担任该团政治委员，后兼丰滦密（热河丰宁、滦平、河北密云）中心县委书记。在军分区和地委的领导下残酷的斗争开始了，敌人连续的扫荡，使我们不能休整。尤其是敌人“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在伪满边境造成长300里，纵深60里的无人区。群众无处安身，部队经常流动，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大，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基础是很薄弱的。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坚持丰滦密和滦昌怀（热河滦平、河北昌平、怀柔）地区的斗争。首先由团机关抽调四十余名干部带领工作人员有计划的开展地方工作。当时把团政治处组织股长、民运股长和十几名干事，由团参谋处抽调参谋副官，供给员等干部，抽调一部分部队分散到县区组织游击队。几个月后各区都建立起抗日政权和县区武装，团结了群众，摧毁了敌人区村政权，打击了汉奸特务的活动。在无人区地带设立若干交通联络站，由外区运进粮食在山沟隐蔽。平时做情报及交通工作，并逐渐争取群众回来坚持生产斗争，部队通过无人区时供给粮食情报，减少了部队行动的困难，工作转向胜利。为了扎下根巩固下去，接着大量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积极群众参加工作，地方工作有了本地人工作也逐渐生根了。冬季农闲进行扩军工作，部队得到补充。在执行政策上初期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高度的分散行动认识不足，总是愿意带着整团整营的部队行动。事实证明，开辟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集中行动是不合乎客观规律的。部队集中目标大，行动迟缓抓不住小股敌人，掩护不上地方工作，同时食宿困难。逐渐认识了客观环境，开始以连为单位分散行动，有时适当集中再分散，开展积极的游击战。结果积小胜为大胜，并争取到两个伪军连队的反正，一个是伪警防队一个中队，一个是伪满通化大队的一个连，增长了群众的胜利信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在干部政策方面，由于干部伤亡大必须经常给予补充，由大胆提拔逐渐形成越级提拔，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提拔，这样就产生了干部质量弱，提拔干部缺乏德才兼备条件。由于这些干部长期和我在一起工作，加上我个人政策水平不高，很容易看见干部的长处，而看不见干部的短处。强调团结，对某些干部无原则迁就，只给任务，缺乏思想教育，强调干部自觉，展开批评不够。后来来了副政委对这方面有所提示，才逐渐得到纠正。在锄奸政策上过左，开辟新地区乱捕乱杀，甚至各营都有杀人的权利，杀了汉奸特务也不贴布告，不进行宣传，甚至抓到给敌人送情报的也杀掉了。由于政策宣传不够，没有掌握住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感化无知，当时造成群众不满，军队思想混乱，后来得到了纠正。在对敌斗争政策上，关于游击根据地的单一政权和两面政权的问题上，初期也犯了左的毛病。为了完全脱离敌伪政权的统治，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把好多两面政权的村庄，改为单一政权，不支应敌人，敌人来了就坚壁清野。由于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经常反复的侵扰，时间长了群众无法生产，结果群众主动的支应敌人，甚至对我们隐瞒。后来我们又将类似这样地区的村庄，主动的建立起两面政权，并确定靠近敌区的村庄，建立单一的两面政权，一套村干部做抗日工作允许其应付敌人。靠近我根据地的村庄建立双重的两面政权、两套干部，一套抗日干部敌人来了就跑，一套应付敌人的干部受抗日村干部领导。这样群众感到既能抗日又能生产。证明对政策的具体实施必须掌握住客观条件，否则单凭主观想象，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之再好的政策也会发生混乱造成错误，这是非常值得引以为戒的。我团参加了开辟平北根据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的取得胜利，战斗中缴获较多，部队武器装备加强了，比其他团的武器装备较好，经常单独活动，受到挺进军司令部的电报表扬。产生了强调特殊的思想，对上缺乏组织性纪律性，遇事好自作主张，事前少请示，事后少报告的现象。  1943年3月，我被调到平北军分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1月改任主任，1945年春改任分区副政委兼热西地分委书记、热西支队政委工作，“八一五”后晋察冀组织野战军，我到野战八旅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在军分区工作两年半，是我从工作中提高一步的阶段。工作面扩大了，经常能得到上级的指示，向同级干部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当时分区政治委员是段苏权同志，在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上和对敌斗争的各种政策上，都比我强得多，这样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分区环境比团里稍稳定一点，可以动笔写请示写总结，纪念下面工作的零散经验，有了综合性的提高。这比我在团里工作大不相同，因为在四三年以前我有七、八年的时间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圈子很小，接触面不广，小单位的首长，经常教育旁人，自己不向下面学习，进步不快。到了分区工作，有分区有地委又有专员，不仅在理论上、政策上、实际斗争经验上都对我有帮助，我的工作逐渐向谨慎、细致照顾全面的方向学习，开始注意学习理论。1944年夏天我曾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学习毛主席的整风文件，从思想上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对个人历史进行了审查。8月我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在阜平白崖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总结了军事政策，批判了当时的正规化集中作战的思想，号召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提倡主力部队地方化，大胆向敌人纵深敌区发展开辟新敌区，拔出敌人孤立据点扩大根据地。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对以前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批判。也总结和批判了过去锄奸政策的过左，批判了对民运工作的取消思想，提倡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会议收效很大，由于方针明确，任务具体，从而对平北地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会后我参加了领导平北的整风运动，和开展热西地区工作，都可以证明在思想方法上、在政策水平上都有显著的进步。 解放战争时期到现在1945年10月晋察冀军区组织野战军，平北四个团组建成野战八旅，我任该旅政治委员。1946年7月我调到东北工作，当时正处四平失守长春撤退，分配我在佳木斯卫戍司令部任政治委员和三分区副政治委员。1947年8月调任东北炮兵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8月改任东北炮兵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1月四野特种兵司令部成立，分配我在特种兵政治部任副主任。1950年春四野特种兵司令部改为炮兵司令部，改任四野炮兵政治部主任。1951年2月，四野炮兵政治部撤销，我被调到军委直属政治部工作到现在。 1945年秋后，我在八旅工作本来很高兴，部队是熟悉的，作战地区基本上未离开晋察冀，上级对自己也了解，愿意长期干下去，因为东北干部调东北工作，我离开八旅。即到了东北，正赶上四平失守，长春撤退，分配我到北满佳木斯工作，有些情绪波动。当时想还不如不来东北，在晋察冀工作各方面都很熟悉，工作好做。1947年8月我到炮兵工作，一直在前方参加作战。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十大原则，和林总提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在政治上、组织上、指挥上、工作方式上要求集中统一，反对游击习气。炮兵是新兵种，经常连续配合各兄弟部队作战，更体会到集中统一的重要性。在政治工作上必须主动的积极的配合战斗任务的完成。由于炮兵在平时训练是集中的，政治工作从上至下是完整的，可以采取步兵的政治工作方式按级掌握情况和加强重点指导。但作战时炮兵是分散的配给步兵指挥，因之战场上政治工作比较复杂，政治机关必须随着部队的分散而采取分别加强政治工作的领导。战时把主要干部（能根据情况提出问题的干部）分到各师、团部队中去，直接掌握部队情况与政治机关取得联系。让他们主动的提出政治工作的实施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赶得上战斗发展的要求，否则按级布置工作往往是马后炮。因此炮兵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懂得炮兵技术。必须熟悉作战方针，明确战斗任务，才能很好的展开政治工作，完成战斗任务。1948年3月我参加了炮兵党委领导的整党运动，总结了当时的思想作风，表现在思想不纯的方面：第一、有个人英雄主义与权威的思想，愿做部队首长工作，有权有势说了算，不愿做机关工作，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想法，对某些干部的配备上，认为先来的为君，后来的为臣。第二、有主观主义，遇事好下断语，胸有成竹，自以为是。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又是粗枝大叶大刀阔斧的官僚主义。表现在工作欠研究，思想未动员好，说干就干，工作欠深入，了解情况不足。在优点方面，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对人对事积极负责，态度和蔼，容易接近群众，能随时随地教育干部，领导风度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在锦州外围作战，炮兵配合三纵队攻打义县城，不幸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牺牲，我负重伤。当时把我转至阜新医治，正赶上国民党匪军由沈阳向辽西出击，医院仓促搬家，转至热河北票山沟里。眼看形势发展迅速，锦州解放，长春起义，不久沈阳解放，全东北解放。我在医院里焦急万分。养伤治病是很好的锻炼政治修养的地方，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躺在病床上也不要放弃思想意识的锻炼，一个好的党员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功的。负伤以后正是回忆工作，追念烈士革命事迹的时候。这样做使我解除了焦急，很愉快的在养伤。两个月后我回到部队开始向关内大进军。平津解放后南下渡长江，进至中南地区。北方部队夏天下江南，受气候地形的影响，部队普遍产生不愿在南方的思想。怕热、怕水、怕蚊虫，部队伤员很多，下级干部精神体力消耗大，产生烦躁的情绪。对战士管理方式不耐心，强迫命令，甚至打骂战士。部队初到江南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于北方，瞧不起群众，埋怨群众条件不好，滋长着与群众对立的情绪。炮兵经常赶路，打不上仗，有的战士说：“敌人已经完蛋了，炮兵根本用不上”，“炮兵提前胜利一年”。摆在政治工作面前的，是如何克服部队中松懈战斗意志和埋怨群众思想。为此四野特种兵党委会专门召开党代表大会及各部队的士兵大会来批判这种有害的思想，提出增强战斗意志，不向困难低头，以争取参战为光荣，以积极于个人打算为可耻的战斗口号。加强团结，发扬阶级友爱，体贴爱护战士，爱护人民群众利益，永远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经过深入的教育及实际的解决了部队的物质困难，基本上克服了这些有害于战斗的思想，在领导这些工作中也教育了自己。1950年春天部队执行生产任务，开赴东北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事前注意到思想教育，部队很顺利的开展了农业生产，在北大荒开垦了从未播种的处女地。七月部队开赴鸭绿江担任保卫边防的任务，十月炮兵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1年四野炮政取消，我到军委直政工作迄今两年。这一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内容。军直政治部工作对象是全军最高领导机关，单位很多，是全军干部的集中点。干部对政治工作要求高，而我们机关不健全，干部质量不强，在进行工作中时常发生困难。由于直接在总政和军直党委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对我个人来讲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好的一个学习环境，经常能听到首长的报告和名人的讲演，有助于我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和提高，这是学习当中央毛主席思想的圣地。好自为之，更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工作能力上再提高一步。 “九一八”事变促使我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增强了民族意识。由于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腐败无能，对内加紧剿共内战，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旧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到处都有，增加了我对统治阶级旧社会的不满。由于在救亡运动中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学，和学习一点社会科学理论，江南朱毛红军和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影响，启发了我参加革命运动的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我找到了真正为人类谋解放的共产主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我由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参加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并逐步的学会了一些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组织训练人民武装。解放战争以来，又学习了运动战、攻坚战和正规作战的政治工作。在整风运动、整党、三查、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树立了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学着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认识事物与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和政治工作路线，使我在工作能力上，思想意识的锻炼上，看问题的观点方法上，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和政策水平上都有一定的提高。我们党就是熔炉就是学校，它日以继夜的在锻炼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 总的说来，我在政治上是开展的，有进取心，对新鲜事物愿意探讨，革命人生观是坚定不移的。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在严重的对敌斗争中能把握立场与群众打成一片。遇事有主见，不东倒西歪，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工作有计划，能主动的完成工作任务。战争观念较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坚决的。作风正派，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缺点方面，工作不深入，有粗枝大叶的作风，官僚主义尚未彻底克服掉。在领导方法上开展工作走群众路线不够，好引证命令、制度、规定等东西，很少引证群众的经验创造，在认识问题上还不够全面。 今后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全面认识问题。工作要深入下层，多做调查研究，多倾听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加强具体领导，工作多钻研，克服粗枝大叶的作风。加强对上级和下级的联系，遇事少自作主张。加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的锻炼，为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而奋斗。   【友情提示】天下吴氏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客观真实报道，坚持不站队，保持正确的主观立场，以弘扬至德精神！传播吴文化为主旋律！只要你姓吴，只要你是正能量的来稿，我们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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