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大写意与“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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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的大写意与“大时代”

发布时间：2018-07-05 11:49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汤哲明

近日，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艺术巨匠，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称雄艺坛，在中国书画史、篆刻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将大写意绘画推向了黄金时代，并对后世诸多画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画

我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说起中国画，一般人都认为就是在生宣纸上画的水(彩)墨大写意。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特别有名的画家，如刘海粟、朱屺瞻、王个簃等诸老，画的都是这样的路子。

上世纪80年代末，北方一位著名理论家提出过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说，这四大家是指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与潘天寿，他们非但画的都是水(彩)墨大写意风格，且大多有着师承关系。20世纪在“传统中国画”之外，另一派与之旗鼓相当的中西“融合派”，代表人物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他们在学习西画之外，擅长的也是大写意。很显然，在这位理论家的心中，中国画几乎就等于水(彩)墨大写意，这其实也是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从事了多年画史研究后，我逐渐明白，大写意虽然从古(严格说是唐)至今一直存在，但在近代真正成为画坛主流，至多也不过百余年时间。换句话说，在中国画从魏晋成形发展至今的一千五百多年历史里，大写意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只是小道，或者说是个小分支。它是到了清代中期后才极大地兴盛起来，一直兴盛到1980年代才暂告一段落，前后共历二百余年。然而，就是这一“小道”，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为黄金的发展期，达到了它的历史巅峰，甚至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画。

我们要谈论的吴昌硕，正是将大写意推向黄金期巅峰的最为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吴昌硕的杰出贡献，虽然大写意同样会遇到这个黄金期，但成色一定会大大逊色，这段画史，也绝不可能谱写得如此辉煌。

开启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新风

大写意的兴起，与清中后期书法中出现的碑学运动是同步的。无论是早一些的金冬心、郑板桥，还是后来的吴让之、赵之谦，与书界的包世臣、阮元、康有为一样，都是碑学革帖学之命这场书法革新运动中，无法绕开的重要坐标。而到了晚清，碑学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内涵，即金石学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吴让之与赵之谦，便推吴昌硕。

吴昌硕史无前例地在大写意画中引入了石鼓文笔法，从而令大写意在兼擅汉隶的吴让之、赵之谦之外更进一步，非但为大写意花卉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新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写意花卉画的表现，更将大写意推上了黄金发展时期的巅峰。

篆书皆秦汉以前书法，多熔铸铭刻于青铜器包括石碑之上，秦一统为小篆。秦统一前，各国不同的篆法则称大篆，与小篆统称金石。吴昌硕精研并擅长石鼓文，属大篆。这种用笔雄强的先秦大篆由于被刻于十数个石鼓之上而年久风化，线条就显得特别斑驳苍茫，有着前所未见的力度，同时也极具虚灵之感。

吴昌硕运用石鼓文厚重而又因年久剥蚀特显苍茫虚灵的线条入画，糅以他学自八大山人的构图与任伯年的花卉画技，创成由独特的学养与个性相与交融的新风，开启了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新风，令徐渭、八大山人开创的大写意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吴昌硕的独创，不但溶入了彩墨交融这一源于市场的创新性因素，更与吴让之、赵之谦前赴后继，完美地实现了以大写意作大章法、大构图，“强其骨”(潘天寿语)的时代课题。

吴昌硕为写意画树立的大构图、大章法的表现原则，为其后齐白石、潘天寿进一步强化画面形式感极大地开拓了空间。特别是潘天寿，沿用了这种法则，强化繁简对比，更进一步大量作寻丈巨幅，为写意画大章法的表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990年代西方抽象画在国内流行后，某些偏爱跟风的学者，蹭热点式地想象潘此举是借助了西画抽象法。事实上，对强调“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潘天寿而言，西画给他某些灵感不是没有可能，但至多不过是其强化、确认自身传统的佐证，吴昌硕开启的这种简笔(抽象)法门，才是其新创真正的原则与支点。

没有上海，就难有辉煌的吴昌硕

吴昌硕的书画成就，各类评说已然汗牛充栋，无须赘言。这里要说明的是，吴昌硕获得成功，在20世纪中国画坛产生首屈一指的影响，离不开一座在近代新兴起来、规模远迈旧时的商业大都市——上海的滋养。如果没有上海，料难有如此辉煌绚丽的吴昌硕，或者说，吴昌硕的影响，也难以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吴昌硕从客居的苏州转迁上海，是近代许多重要画家的共同选择。原因就是上海在进入20世纪后，其独具的外向性海港的地理优势，已然取代传统贸易中心的河港城市苏州，成为江南第一大都市，进而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舞台。

其次，辛亥革命后大批前清耆宿寓居沪上，令文人书画逐渐在上海开始与纯粹市场化的商业绘画分庭抗礼，也令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界“保存金石文字”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都助推了由吴昌硕领衔的金石派书画风尚强势崛起。正是在这片舞台上，吴昌硕受到了瞩目与追捧，并借上海领全国风气之先的出版、展览、艺术院校等传播手段，将自己的所学与独创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海外。

吴昌硕在上海大获成功后，影响遍播海内，为数众多的吴氏门徒更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南方，吴氏的两位门人刘海粟与潘天寿分别先后执掌过两所教学重镇，一为民国时期的上海美专，二为建国后的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吴氏子侄与弟子积极参与上海美专等民营艺术院校教学(上海美专在建国后转为南京艺术学院，吴氏影响犹存)，建国后浙江美院的国画教席，则为潘天寿率一众吴氏弟子如诸乐三、吴茀之、诸闻韵等执掌……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吴氏艺术后来在全国各地的传播。

我曾做过统计，民国时毕业于上海美专、昌明艺专等吴派色彩浓郁的艺术院校，而在建国后成为各地艺术中流砥柱人物的学生如陈大羽、郭味蕖、于希宁、黑伯龙、冯建吴等，不可胜数，加之他在沪上的传人、再传弟子包括私淑传人如王个簃、来楚生、曹简楼、曹用平……甚至包括程十发(程妻为王个簃弟子)与方增先(方画笔墨曾受王个簃亲炙)，皆极大地推动了吴氏艺术的传播。

在北方，吴氏的两位门徒陈师曾与陈半丁对吴氏艺术的推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曾任北京画院院长。前者虽英年早逝，但却为北方大师齐白石转承吴昌硕之余烈并获大名，为吴氏绘画在北京实现凤凰涅槃式的新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扳道岔作用。

建国后，北京、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五地可称中国画创作的重镇，吴氏画风如前文所析，深植其中四镇，影响可想而知。

对中西合璧亦影响深远

分析吴氏绘画的深远影响，还可从另一角度着眼。

20世纪的中国绘画存在传统型与中西合璧型两条路线，前文所述皆吴氏在传统画坛的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吴氏画风其实在中西合璧一途同样影响深远。

中西合璧画风诞生之日，正是吴氏影响如日中天之时，中西合璧所合之“中”，主要便是吴氏的大写意画风。不但中西合璧型绘画代表人物刘海粟与朱屺瞻，本身即吴氏弟子或再传弟子，甚至包括关良，乃至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虽然未必都在理性上完全认同吴昌硕，但实际上他们都不曾摆脱水(彩)墨大写意的时代风习。不夸张地说，在大写意一途，近代几乎鲜有不受吴昌硕影响者。

在上世纪的中国画坛，吴昌硕的影响无出其右，这是当年何以有理论家将大写意几乎等对于中国画传统的原因，也充分证明了在自清中期直至二十世纪末登上巅峰的水(彩)墨大写意潮流之中，吴昌硕正是涌向潮头最为高阔的巨浪。而自登顶之日起，他即以杰出的贡献，始终引领着潮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