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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美福

仲雍的逊位与隐吴 张学锋先生去年写了一篇《句吴是早期方国，泰伯奔吴不可信》的文章。他认为周武王伐纣灭商胜利，寻找逃出关中的太伯和仲雍之后，见到周章在吴地称王，就封虞仲于夏虚，虞仲所封之国称虞国，后被晋国灭亡。在后世的传说中，因 “虞”字的音部为“吴”，虞、吴二字上古时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遂将江南的吴王周章附会成了虞仲(封于虞地的次子)的兄长。他认为“最终将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冠于句吴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还是司马迁”，而司马迁在撰述《吴太伯世家》时，对史实的考辨并不一定准确。

对于他否定泰伯、仲雍奔吴的事实，那只是他一家之言，千百年来，也有不少这种吸引眼球的言论出台。关于仲雍的说法，我并不完全赞同张学锋的看法，但还是有一些相近的见解。几年来也曾查找过大量的历史资料，由于怕谈的问题比较敏感，有些观点没有过分地表述。

由于泰伯和仲雍是兄弟两个，而且泰伯是长子，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往往放在一起，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的探讨比较丰富，但专门谈仲雍的文章却很少。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尝试对文献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最终却发现今天留给我们的仲雍形象，其实是历代学者不断添加的结果。所以在文章中，我把记载仲雍的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就可以看出仲雍大致的一个轮廓。

仲雍的早期形象在现存史料中很少，最早记载古公亶父几个儿子的资料应该是《诗经》。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 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 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 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没有谈到仲雍。

关于仲雍的记载，是从《左传》开始的。该书中共有两条资料谈到了仲雍，《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 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勾吴国。

《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后来的孔子对仲雍也有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穆天子传》对泰伯让王位也有所记载：“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的人作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太伯在东吴的资料了。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这个人物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这个人的人生轨迹。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点：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儿子，泰伯让出王位，带了仲雍隐逸了起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关中。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需求，但他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也隐居了，同样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泰伯将古公治周族的礼法搬到了勾吴国，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应该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他可能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国家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竹书纪年》说是在“越”，《穆天子传》说是在“东吴”。“越”与“东吴”应该都是江南地域，按今天的大概区域来说，应该就是荆蛮“梅里”。

【编者按】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今苏南、浙北一带为代表，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荆吴和先吴以及最重要的吴国文化为基础，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吴地文化的区域包括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苏南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区域。

【作者简介】吴美福，男，1956年10月生，福籍赣邑万年县，现定居县城。函授政治学本科学历，1997年任万年县吴姓文化研究协会会长于今年已十一年，2013年任江西赣东北吴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会长至今五年，2017年发起闽浙赣吴文化经济促进会。2013年参加发起“泰伯论坛”，多年来，致力于吴氏联谊恳亲，联系、联络各地吴家，走访了绝大多数国内各地宗亲和一部分海外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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