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美福
泰伯的德行，在吴国”尚德”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硝烟四起而中断。在此期间，阖闾身为一国之王，但”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励行节约。同时，” 在国，天有菑广疠，亲巡孤寡，而共其困乏，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说苑》中载梁公弘对楚王说：”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惟其如此，民心可归，吴国才能振兴。《左传》说：”吴光新得国……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山东临沂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中有一篇《吴问》，专门记载了吴王阖闾与将军孙武讨论晋国六个执政贵族谁将最后取得晋国政权问题：”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国君臣从赵国行大亩制和富民政策，认为晋国人必归政于赵氏，进而得出结论：”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阖闾十分重视注意吸取中原国家的经验教训，具有革新思想，为统治吴国不断积累宝贵经验。所以，与梅里古都相去步武的阖闾城继承了梅里古都尚德崇武，刚柔并济的吴学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不仅凭籍军事力量取得霸业，更重要的是以其德行使其他诸候国臣服。
公元前514年，即阖闾元年，吴国开始了都城的重建工程，遂建成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阖闾城，成为吴国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吴国人也正是在这座新都城里运等帷幄，励精图治，通过短短十几年间披荆斩棘，使素被中原鄙视的蛮夷之邦，称雄东南，屡败强楚，震慑齐晋，成就霸业。阖闾迁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动进攻战争，因而阖闾城的建没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遗址附近的龙山山脉的山顶和山脊沿十八湾分布着蜿蜒起伏的石城，石城依山势高下而筑，两面用大石块垒砌，中部填土，宽约1一1米1，残高约0，4一0，7米，已考证长度为2公里。石城立于太湖之滨，为阖闾城第一道防御工事，并与阖闾大城，东城，西城和胥山湾构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胥山湾为训练和驻扎水军之湖湾，构成阖闾城的东部水域防御；阖闾大城居位兵士和居民，构成阖闾城第二道防御；东城居住兵士和居民，形成西城的外藩；西城的南区为大型建筑群（宫殿区），北区则加强了南区（宫殿区）防御的纵深。因此，更准确的说，阖闾城是一座军事性城堡。建立都城，不光是为了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还有防衘的需要。当时各方国家的生产水平参差不齐，物质普遍较为匮乏，掠夺他国也是常有的事。而吴地自然环境优越，吴人又因泰伯而掌握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物产也越来越丰沛，这更勾起其他国家前来掠夺的欲望。正如《吴越春秋》中所云：”泰伯当殷之末，中原候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由此可见，泰伯所建的梅里都城既是一个生产基地，治国中心，也是一个军事据点，它为吴国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尚德崇武，刚柔兼济是吴国特有的高贵精神与风尚，即是吴国的国魂，梅里作为吴国国都，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和这个民族精神的归宿与寄托，即是吴国之国魂所在。
一些学者根据《吴越春秋，吴泰伯传》”泰伯城周三里又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的记载，把梅里国都作为吴的疆界，认为吴国“以今地言，当辖有今太湖东北苏州，常州，无锡，江阴，常熟以及镇江，丹徒一带”。此言似不够完善，因古代城池建筑，往往是有城有郭，郭外才是国土，因此外郭不等于疆界。吴国初期界域不止这三百里。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吴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分散，在梅里都城之外的疆域内建立城邑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求，所以吴国修筑了大小不一的众多城址，见之于史籍的就有淹城，固城和阖闾城等10余座，这也就说明吴国的国力在逐渐增强。时至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吴国地处东南一隅，周围又有一些缓冲的小国，几个争霸的大国鞭长莫及，吴国得以免遭战祸之害和被掠夺之苦，得以和平发展。在春秋前期，吴国就已经成为地区性的强国，它甚至敢干藐视齐桓公的霸权。《管子，轻重甲》说，齐桓公称霸时，”吴越不朝”。后来是因为进攻齐国而遭到了齐国的打击。《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寥，灭之。楚子（庄王）……盟吴…。”问鼎中原的霸主楚庄王，灭掉舒，萝后，不敢轻易侵犯吴，只好与吴订盟而还。说明春秋中期时，吴国的力量就连楚庄王也要刮目相看，不敢小视。虽然偏安一隅，但春秋时期是个弱内强食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懂得保护自己就会被其他国家吞灭掉。所以，吴国的君主们打破了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平衡局面，积极向外扩张。吴国的勃兴，是从吴王寿梦开始，《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寿梦十年（公前576年），吴国参加了晋，齐，宋，卫，郑，邻等国在钟离召开的诸候大会。寿梦十八年（公元前568年），吴国参加了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齐，曾等国在戚召开的诸候大会。这些会盟，进一步促进了吴国与中原各国的交往，提高了吴国在中原的地位，吴国也逐步走上了争霸的道路。春秋争霸靠的是军事力量，吴王的争霸心把吴国拖入了军备的竞争中，国家的整个运行机制都为军事战争服务。此时的梅里都城因为建城年代久远，地势平坦，无法满足军事扩张及防街的需求。除此之外，吴国因泰伯的德行倍受世人称赞，而梅里作为都城，安放着泰伯的陵寝，是吴国先君宗庙之所在，凝聚着吴国的国魂，从这里发动扩张战争必将昌天下之大不韪，有损祖先的形象，这也是吴王发动战争前不得不考虑的事情。因为这些主、客观的原因，所以，选择迁都，决定新建阖闾城。《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吴地记》云：”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员伐楚还，运润洲利湖土筑之，不足又取吴地黄渎土为大小二城，当阖闾伐楚还，故因号之。”又曰：”子城在无锡富安乡，地名闾江，大城在阳武界十六都八图。”最新的考古发掘确认，阖闾城遗址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和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之间，占地约100万平方米。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中段有残存城墙相隔，形成东西两个方形城区。东城较小，在无锡境内；西城较大，大部分在武进境内。城墙残高3一4米，墙基厚约20米，均系夯土筑成。西面无城墙残迹，利用宽约30一40米的直湖港（闾江的一部分）做堑壕，与外界隔断，其他三面均有6一30米不等的城壕，总长约4000米，城内现有周家，城里及东城等自然村，有5座桥梁与外界通联。今阖闾遗址所在地东面是碧波万顷的太湖，南面和西面是一片开阔平原，北面有青山，磨盘山，白药山，龙山等，又引闾江之水入城，形成城外的环壕和城内的水系，离梅里直线距离也只有30多公里，完全符合新都的建设要求，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是个理想的军事首都。
迁都首先是一种地理位置的移动，国都的择地有其严格的标准，《管子》一书中曾对我国古代建都的必要条件做过以下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由于生产力水平及时间的限制，吴国的新都与旧都的距离不能太远，否则就劳民伤财，引起民怨，这是初登王位的阖闾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阖闾想要的国都必须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天然屏障，利于生产生活，易于战略防守。此外，距离旧都较近，便于搬迁。于是，他将迁都之事交与重臣伍子胥。伍子胥”怀文武，勇于策谋”，有”文治邦国，武定天下”之才，他对吴国所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促成了阖家伐楚，五战五捷最后攻克了郢都：二便是规划建造了吴国新国都一一吴大城，又称阖闾城。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曾有几百座城市做过都城，所以迁都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宗法横沟。纵观历史，迁都成为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和晴雨表，因为迁都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其中埋藏着许多历史隐秘，政治的诡谲，军事的核心，经济的跌宕，文化的瑰丽，社会的纷纭，人性的荒芜……此时的吴国，公子光在以伍子胥为核心的幕僚的帮助下，成功颠覆政权，取得王位，成为吴国第二十四代君王，史称阖闾。阖闾上台后，实施”厚爱其民，治国兴邦”一系列政策，使得吴国”禾稼登熟，兵革利坚”，”仓凛以具”。一个新朝代需要一派新气象，作为一位有雄心，有胆识，有远见的君王，阖闾急需加入诸候争霸的行列，以称霸天下证实其强大的统治能力。然而，吴国西临强楚，南接仇越，这二个国家都是吴国的强敌，要想图生存，求发展，必须要大力加强军备。在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都城，它是国家的心脏，君民的依托。当时的梅里都城已无法顺应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阖闾称雄争霸的凭藉。所以，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目的，迁都一事成为王朝的重大议程。但是，迁都，对每个朝代来说，都是极重大的大事，这不光是因为工程之浩大繁杂，更因为它关系到一朝一国的命运与前途，此举或为中兴之肇始，或为丧邦之先兆，因此，没有充分的准备，反复的论证，则不可轻易为之。
作为吴国都城，梅里与阖闾城凝聚了吴学的精髓，成为吴学文化的精神坐标。泰伯三让王位，使吴地人们受到了德行的感召，臣服于泰伯的个人魅力，始建梅里城，尚德也成为吴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学。但是，由于江南长期未开化，居民仍保留着远古先民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尚武传统，所以，梅里建城也具有军事防备的作用。所以说，吴国从建国开始就播下了尚德，尚武的文化种子。在500多年时间里，两者较为平衡地发展着。直至迁都阖闾城，尚武的文化枝条因客观环境的改变显得长势迅猛，但这并不表示尚德文化的发展就停止了。因为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人类创造了文化，人到哪里自然也将文化带到哪里。阖闾城与梅里城在空间距离上相去步武，这就意味着吴学文化主动或被动地搬至到新都，那么，吴都推崇”尚文”和 ”崇武”的文化也就顺其自然的在新都城延续，生根，开花。
纵观吴国的发展之路，基本上呈现出”尚德”与”崇武”并行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呈现出了”武” ”德”并行发展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等为代表一派努力探求实现社会共治的整套理论方案，并自主编制系列社会规则。他们各自围绕的角度并不一样，但都怀揣治国大志，目的也大同小异，就是如何将国家治理的更好。所提出的理论虽然百家争鸣，但却一起丰富了中国”德”的概念。此时中国更是战乱纷飞，低劣的生产力，复杂的多国并存环境等原因，导致人们不得不靠武力解决一切，武力成为主宰一切。各国不仅出现了伍子胥，孙武，吴起，司马穣苴等军事家，还有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流传后世的武者。吴国自古便民风强悍、尚武、轻生、善剑、勇斗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特别是与中原的礼仪之邦相比，吴人的崇武之文化氛围更加浓郁，这使得吴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凸显，让吴国讯速崛起。
【作者简介】吴美福，男，1956年10月生，福籍赣邑万年县，现定居县城。函授政治学本科学历。2007年任万年县吴姓文化研究协会会长至今年，2013年任江西赣东北吴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会长至今，2017年发起闽浙赣吴文化经济促进会。2013年参加发起“泰伯论坛”，多年来，致力于吴氏联谊恳亲，联系、联络各地吴家，走访了绝大多数国内各地宗亲和一部分海外宗亲，首届吴学体系建设研究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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