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鼎文
红色文化，自从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活动以来，可谓红红火火，越来越红。所谓红色文化，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它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红色，红色代表了权威、勇气、革命等意义，红色代表权威。比如中国历代帝王虽然对颜色有着不同的嗜好，但对红色则有着共同的爱好，红色是主色调。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能衬托皇帝的权势和威严。明朝规定，给皇帝的奏章必须为红色，称为“红本”；清朝也有类似的制度，皇帝御批的本章统由内阁朱书批发，也称为“红本”。红色成为皇帝批发文书的专一颜色，称为“朱”批，具有无上的权威。红色的权威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天的“红头文件”等。
红色代表勇气。军人每每看到猎猎红旗，无不热血沸腾，英勇杀敌。红色不仅是现代中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中国古代旗帜的颜色。中国的军事家和将领们深悟红色对战争的作用，所以他们用红旗凝聚军心，鼓舞斗志，激发勇气，召唤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精神。电影插曲唱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红色代表吉祥与喜庆。红色是自古至今老百姓最喜欢的颜色。在中国人眼里，红色是喜庆之色、高兴之色，是吉祥之色，是发达之色，是阳刚之色，是坚强之色。所以，只要是喜庆之事，都离不开红色；没有了红色，便没有了喜庆的气氛。
红色代表成功与光荣。在汉语里，“红”经常是成功的象征，事业开头顺利叫“开门红”。受到上级赏识的人叫“红人”，有名的歌星叫“红歌星”，运气非常好叫“走红运”。红色也代表光荣。“金榜题名”是红榜，表彰先进人物要戴大红花。
红色代表革命。马克思早年曾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明确回答为“红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国际歌》中也唱到：“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的光辉历程，与红息息相关，时时刻刻未能分离过。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还有南湖的红船，井冈的红旗，长征的铁流，抗日的烽火……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以写红、唱红、演红而感到无上荣光。诸如：《红旗飘飘》、《红旗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军想念毛泽东》、《红岩》、《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
在西方人眼中，红色即是中国的“国色”。中国人就是有着强烈红色情结的民族。曾记得，2005年11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访问英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意穿了一身红色衣服出来迎接，连她戴的帽子都是红色的，表示对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文化的敬意。哈，借用的资料太多了，不过在此确实很有作用，起码对红色的渲染达到了极致。说明红色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人们对红色的喜爱、尊奉、向往、痴迷简直无以复加。进而对红色文化也充满了美感和敬畏。
不过我认为，红色文化最大的特点，其共性的东西，是产生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是与革故鼎新、弃旧图新、改天换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易传·彖传下·革》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商汤革夏桀之命，武王革殷纣之命，都是顺天应人，革故鼎新。一代伟人毛泽东视野开阔，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推翻腐朽的殷商政权，建立新兴的西周政权，替天行道，吊民伐罪，是当时“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正义之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王在推翻祸国殃民的殷纣王、建立代表当时先进力量的西周王朝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当时的红色文化。
请看当时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
崇德 所谓崇德，就是内心深处对美德的重视和追求，就是力争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具备让人崇敬的人格力量。
对周人来说，崇德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在周初的政治家看来，有德才能获得天下，失德就会失去天下。他们看到殷纣王因失德而失去人心，继而失去了天下，而文王武王则因为积德才得到了人心。进而得到了天下，因而他们认为统治者有没有德行至关重要，于是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要求。《尚书》中充满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即上下都要谨修德行，保护民众，国运才能绵延长久。这无疑是把德行作为取得政权乃至维护政权的必备条件。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严以律己，修德行仁，做到德位相配，进而达到德高望重的境界。因而崇德行仁是周人思想的重要特征。后世的圣贤人物，大多继承了周人的这一基本政治理念。孔子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提倡统治者以德服人，让人民“中心悦而诚服”， 董仲舒认为君王必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周文化中崇尚德行的阳光雨露，永远照耀着人们的心灵，引领着人们的行为。
保民 保民就是关爱民众，保护民众的利益，为民众谋福祉。
殷商末年的殷纣王，鱼肉人民，残害忠良，结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众叛亲离，失去人心。导致牧野之战中部下士兵反戈一击，自己也落了个鹿台自焚的可耻下场。这使取得政权的西周统治者非常震撼，深感人心向背是成败之本，因而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产生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周公的安民保民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敬德保民”的历史观。民，古代就是人民的通称。周公以为，民心的向背极为重要，因而他的脑子里一直充满着爱民思想。周公《泰誓》篇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人民看到的就是上天看到的，人民听到的，便是上天听到的。《酒诰》篇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意思是说水只能鉴别一个人的美与丑，而民众却可鉴别政治的得失、国家的安危。周公根据文王“怀保小民，惠鲜孤寡”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安民、息民、保民、康民、惠民、裕民为内容的爱民政策，在具体实践中大大丰富了他的“敬德保民”思想。后世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而王”和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见解，都来自于周公的思想。
周公不仅是“敬德保民”思想的创始人，更是关心民众疾苦的楷模。周公摄政时，为了及时掌握四方邦国的民情，他在朝廷特意设置12名专员考察各方民情的官职——“牧”，分赴各地视察。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无处申诉者，有贤才而不举荐者，都能及时报告到王室。每当听到下面的饥寒之事，狱讼不公之事，埋没贤才之事，周公总要当着诸侯和大臣的面责备自己：哦！难道不是我的政教有错吗？为什么你的人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有狱讼而不得平其怨？有贤才而不得举荐呢？大家听周公这么一说，往往惭愧不已，随之深深责备自己，知错就改。这样，周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老百姓听到来自朝廷的这些传闻，对周公感恩戴德，敬佩至极。
回顾西周建立前后，太王因不忍心民众遭受战争伤害而由豳迁岐，文王心系鳏寡孤独者而一定要“怀保小民”，武王对归顺的殷商贵族也坚持予以保护，周公更是把“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纲领。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故，周人以爱民保民为主的仁政德治才深受拥戴而天长地久。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终于达到鼎盛时期。
尊贤 所谓尊贤，就是尊重人才，礼贤下士，重用贤才。
在周文化的优美旋律中，尊贤重才是最动人的乐章。《史记·周本纪》载：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就是说，文王对贤能之士很讲礼貌，能以谦恭的态度表示敬重。只要有人来访，就是日头正午了，仍不敢抽出时间去吃饭，坚持继续接待贤士。天下贤士因此深受感动，争着归附于他。《齐太公世家》载：吕尚（姜子牙）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即姜子牙也说：“我听说西伯（文王）贤明，又能很好地赡养老人，何不到他那儿去呢？”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姜子牙正想投奔西伯，西伯也动了聘请姜子牙的念头。终于礼聘到大贤，拜为军师，借助贤才之力迅速发展壮大。可以说，后世的刘备三顾茅庐等等的故事，都是对文王礼贤精神的传承。
周公姬旦在这方面做得也是很出色的。《韩诗外传》载：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封在鲁地。临行前，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上任后，绝不能因自己就封鲁国而慢待士人。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担任宰相。我对于天下人来说不算低贱吧。但我洗一次头，要几次握住头发，中止洗头来接待士人；吃一顿饭，要数次把食物吐出来，及时回答士人的问题。即使这样，我还担心失去天下贤人辅助。所以你去鲁国，一定要虚怀若谷，敬重贤才。成语“握发吐哺”便由此而来。后以此比喻为国家礼贤下士，殷切求才。三国时，曹操评价这件事的重大作用时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重礼 所谓重礼，就是注重法律、制度、规则和文明礼仪的作用。
说到这里，就要牵扯到周公制礼作乐的问题。西周的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周公制定而成。周公所制定的礼，范围很广，既包括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也包含着民俗礼仪规程。周公所制定的乐，则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礼以调身，解决守法守规问题；乐以调心，让人心悦诚服。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据《仪礼》记载，周初的礼，内容有十七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等等。《周礼·春官·大宗伯》则将《仪礼》所载的十七项礼归并为五礼：吉礼，主要是用于祭祀的礼仪；凶礼，主要是用于哀悼死亡、吊恤寇乱、慰问灾祸等等，是处理个人、社会、邻国遭遇的不幸事件的礼仪；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军礼，则是军队在日常操练、征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的礼仪；嘉礼，则是以婚礼为主，处理各种吉庆事件所用的礼仪。总之，各种管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准则、典章制度加上种种礼仪规程，保证了社会的有序运转，在当时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秦腔戏《五典坡》中王宝钏有句唱词：“圣人留下周公礼，见人须拿礼当先”可见民间的文明礼仪也是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孔子曾经由衷地赞叹道：“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在借鉴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我欣赏并遵从周朝的制度。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无法纪无以成社会。因此既要建立健全法制，又要使人们增强法制观念，乐于遵法守纪，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尚和 所谓尚和，就是对和谐社会的崇尚，包括对人际关系和谐和家庭和谐的重视和追求。
中国文化历来是崇尚和谐的。儒家和道家共同尊为经典的《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典。其核心内容，即是阴阳之和和阴阳变易。《周易·乾·彖传》曰：“保合大和”。在这里，保为常存，合为常和，而太和则为高度的和谐。王夫之在《周易外传·说卦》中也说：“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这种崇尚和谐的思想，是易学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丰富多彩的汉语词汇中，不仅有“和谐”一词，还有 和睦、和合、和顺、和畅、和缓、和好、和解、和洽、和美、和善、和顺、和婉、和悦、和为贵、将相和、天人合一、和平共处、和风细雨、和颜悦色、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词语，其中周文化的因子比比皆是，熠熠生辉。
不仅周人的经典中洋溢着和谐的光彩，其实践中也不乏光辉的范例。太王迁岐的故事中，有大爱仁和的理智；三让天下的史话里，有至德祥和的谦让；虞芮之讼的经典内，有和风化人的魅力；君明臣贤的朝堂上，有和衷共济的祥瑞；和亲联姻的佳话中，有永结亲和的睿智。因而周文化中的和谐，不只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坚守。这种崇尚和谐的精神，对于认识问题、解决矛盾、友好相处关系极大。
在当代世界，要化解冲突，和平共处，更需要崇尚和谐。著名的思想家A.J.汤因比说得好：“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 ——和谐。”可见周文化中的和谐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
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其内涵极为丰富，以上所说，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内容。
但不难看出，仅仅以上这些，就足以说明周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的进步性、真理性和其永恒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极具现实意义，并没有过时。
那么，我们说这是商朝末年的红色文化，它具有革故鼎新、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结束了一个腐朽的殷纣王朝，催生了生机勃勃的西周王朝，并开创了“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的“成康之治”。其间所产生的泰伯奔吴三让天下、文王礼贤、周公制礼、握发吐脯、甘棠遗爱等历史文化典故，更是光芒四射，万古流芳啊。
从红色代表权威、勇气、革命等意义来说，西周时代的红色文化应有尽有。以权威而言，周文化的代表人物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圣贤人物，难道不是很有权威吗？以勇气而言，作为曾经的臣下，面对殷纣王晚年蜕变为无道昏君而祸国殃民的现实，敢于奋起反抗，推翻腐朽的政权，建立代表先进力量的新政权，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以革命而言。灭殷兴周，本身就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正如易经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毛泽东也认定，武王领导的推翻殷商政权的革命，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看来，类比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色文化，灭殷兴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文化，也确实算得上当时的“红色文化”。
【作者简介】郑鼎文，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副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大雅礼乐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会长，县社科联副主席，县政协文史研究员，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范家营高中校长和县老年大学首任校长，著有《周文化丛书》“三王卷”“典故卷”、《周公演义》《品味周公庙》等9本书，在报刊发表文章500多篇。先后应邀参加了武汉、成都、兰州、上海、宝鸡、西安、天水等地的30多场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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