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墓吴姓传代始祖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发布时间：2022-03-09 22:00 来源：天下吴氏

仲雍墓位于江苏省常熟市虞山东麓，整个墓区占地约2160平方米，距今约有3000余年，是常熟有历史考证的最老古墓。1956年10月18日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仲雍，又名虞仲，为周太王次子。因周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与兄泰伯同避江南，建立吴国。后因泰伯无子，仲雍继位，成为吴君，殁后葬于常熟乌目山，乌目山因而改名为虞山。

按《史记索隐》注：“仲雍冢在常熟市西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太平寰宇记》记载：“虞山有仲雍、齐女墓（齐景公之女少姜之墓）”。梁简文帝（一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招真治碑》云：“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哀垄苍茫。”这说明南朝的时候还没有荒废。
唐、宋、元、明以来，无有为之表者，直到清朝才重新修葺。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姓周的后代，相传为仲雍之后，立墓门于北门大街，由山麓修路，直达墓所。乾隆五十四年（1789），周某又建石坊，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曰“南国友恭”四字。

仲雍墓坐西朝东。四周巨石嵯峨，古柏林立，整个墓区占地约2160平方米。是常熟有历史考证的最老古墓，距今约有3000余年。墓门石坊，面临北门大街。墓前有三道石牌坊，第一道是清乾隆年间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其后为“清权祠”，专祀仲雍。第二道牌坊横额是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南国友恭”，背刻“让国同心”。第三道正面有“先贤虞仲墓”，背刻“至德齐光”。两侧石柱上刻一楹联“一时逊国难为弟，千载名山还属虞”，均建于乾隆年间。墓穴留有四块墓碑，右边两个上书“先贤虞仲周公墓”，左边第二块上面有明代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

仲雍墓建有墓道、墓坊、墓周松树环抱，气势磅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仲雍（又称虞仲、吴仲、孰哉），本系姬姓，是黄帝的18世孙，陕西岐山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第二子。仲雍和其兄太伯为让父王实现灭商的愿望，让国南奔，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他们把王位继承权主动让给弟弟季历，季历生子姬昌是为周文王，为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

《诗经》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不过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诗中没有谈到仲雍。

《左传》《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吴国。

《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世俘解》《逸周书·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论语·微子篇》《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对泰伯有最高的评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穆天子传》“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史记·吴太伯世家》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明显较以前的文献更长，关于商末期周族的王位变更记载十分详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列女传》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为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没有资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测的成份较浓重。刘向认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但同样我们不知刘向的依据是什么。

《汉书·地理志》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

《论衡》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潜夫论》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家谱记载《世界吴氏总谱》一世讳仲雍吴氏传代始祖，字孰哉，号虞仲，周太王古公亶父次子。生于殷高宗武丁四十四年庚子，与兄泰伯同奔吴，第二位吴国君主，在位5年，卒于殷小乙九年辛未，享年92岁，娶万氏，葬虞山。子二：季简、居简。
【事迹】太王有意传位给季历之子昌，太伯携弟仲雍逃到荆蛮句吴，易服毁容，完全改从吴人文身断发习俗，以江苏无锡东南梅里（今梅村乡）为都城，建立吴国。

家族成员仲雍，吴国第二代君主，吴地和常熟的始祖；姬姓，名雍。父亲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兄弟排行第二，哥哥太伯，弟弟季历。
人物评价 仲雍是一位万人景仰的常熟先贤，他的谦恭礼让、开拓进取，是千百年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5] （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徐忆农）仲雍和其兄长太伯的行为向世人昭示了“让”的美德，并成为“让”德的符号，他们的行动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在当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际，如何汲取仲雍所体现的礼让、包容和开拓的精神，有着现实价值和意义。常熟和岐山两地都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让国南来—仲雍》赠书仪式及学术研讨会）
仲雍与泰伯让国南来，不仅开创了吴国600年基业，还让出了周朝800年伟业；仲雍与泰伯之让，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在周公——孔子——言偃的思想文化递承中，是导源性的一环。（苏州日报）

史料考证名字考证这里，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疑惑仲雍像不解：仲雍为什么又称“虞仲”。仲雍又称“虞仲”，不仅常熟地方志上有，而且许多的古籍上都有记载，如《史记·微子篇》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据汉代班固认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虞仲就是仲雍）。众所周知，仲雍姓姬，“虞”不会是仲雍的姓。据古籍载，仲雍的曾孙有一个叫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明吴之世次为：泰伯嗣位于仲雍，仲雍生季简，季简生叔达，叔达生周章。周章的弟弟被武王封国于周之北夏墟——虞（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东北的张店镇），故称“虞仲”。仲雍的曾孙叫虞仲，仲雍本人为什么也称虞仲呢？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南宋著名文人范成大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并在他的巨著《吴郡志》中作过考释，他的意见是：仲雍是周章弟虞仲的始祖，而虞仲被武王封国于虞，后代人把虞仲的封国“虞”的名称冠于他的始祖仲雍之前，所以仲雍又称虞仲。这个考释，庶几解决了仲雍何以又称“虞仲”的疑案，可以说找到了解释这个问题的一种颇为妥善的办法。范成大的考释原文不长，兹抄引于后：虞仲，《史记》：“武王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夏墟，是为虞仲”。《史记正义》引《周本纪》云：“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传》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称虞，当时周章弟名仲，初封于虞，号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称虞仲者，当时周章弟封于虞，仲雍是其始祖，后代人以国配仲，故又号始祖为虞仲。（见《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

生平考证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峰，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细节描写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断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变得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一个本该远去的人物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这种层层叠加的堆积，必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后人担心起关于仲雍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文献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这个人在历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吴，先秦的文献中并没有肯定的说法。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内中免不了有学者凭空创造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泰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堆积。大体而言，汉代以后文献记载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叙述，而是两汉时期人们需要的仲雍。他们需要对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推崇，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