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吴氏讯(吴蜀丰)【编者按】吴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九位，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全球人口近3000余万人，无论是在政坛、军事、工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医学界等行业，从古至今吴姓英才辈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可读（1812年-1879年4月25日 ），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兰州）人，晚清政治人物。吴可读性颖悟，但中举后会试不第，于是以举人身份出任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主讲朱圉书院。后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咸丰末年因母亲去世，返回故里，主讲兰山书院。同治初年，吴可读服丧期满，仍任刑部员外郎，后升任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因弹劾成禄引发的政争受到处分，返乡重讲兰山书院。光绪初年，起用为吏部主事，后服毒自尽，以尸谏的形式，请求为同治帝立嗣。
吴可读以正直敢言闻名晚清政坛，在甘肃的文教事业等方面也有建树。其奏章、诗文、联语等作品，收入《携雪堂全集》中。（概述图来源：《吴柳堂先生诔文正续合编》）早年蹉跎 吴可读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肃庄王朱楧到位于兰州的藩王府，吴可读的先祖随行，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 吴可读生性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读书常过目成诵，并且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1835年（道光十五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而此后入京会试失败，并长期寓居北京。一说，吴可读寓居北京是为就近备考，节省往来盘费；但也有说法称，吴可读贪恋京中妓女，所以滞留北京，直到嫖资用尽，才重新用功读书。 吴可读自己也的确称其“少好游荡，作狎邪游”。 无论如何，蹉跎若干年后，吴可读终于暂时放弃会试，转而以大挑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今甘谷县）县学训导，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吴可读赴任，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1850年（道光三十年），吴可读在伏羌学生的帮助下，凑集路费，重新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当年（庚戌科）进士， 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吴可读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其间，他曾于1859年（咸丰九年），参与处理顺天乡试的考务。
1860年（咸丰十年），吴可读母亲去世，他返回甘肃，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期间，他曾奉旨帮办甘肃团练。 服丧期满后，吴可读赴北京，仍补任为刑部主事，后升任吏部郎中。御史生涯 1872年（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吴可读建议不要强求公使们行跪拜礼，得到舆论赞同。
1873年（同治十二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虐杀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在成禄被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之后，吴可读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 结果，吴可读不仅未能说服清廷加重对成禄的处断，反而因奏疏中言语过激而引发同治帝的不满，险遭不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 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 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死得其所 1876年（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当时，就已故的同治帝与光绪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1879年（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 ，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 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 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一说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 但该日仅为吴可读留下遗嘱的日子，实际上闰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 ），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帝的继任者为同治帝的嗣子,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直言极谏 弹劾成禄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有两次最为有名，除了在是否要求外国公使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的问题上的建言（详见后文）之外，便是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奏章。同治年间，新疆局势混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方面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贪婪狠毒，既向民间摊派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供奉”，又因摊派未得满足，诬民为盗、纵兵残杀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请赏。 就弹劾成禄，吴可读曾上两份奏疏，第一份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清廷有意庇护成禄，处以斩监候。吴可读气愤至极，又上第二疏，要求判处斩立决，甚至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脑袋。因言辞过于激烈，吴可读被降三级，回归乡里。 对于吴可读弹劾成禄的两份奏疏，世人评价不一。比如，同样弹劾成禄的左宗棠，即对吴可读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认为后一疏不够妥当。无论如何，尽管吴可读未能使成禄被处以斩立决的刑罚，但成禄的翻案企图，毕竟也以失败告终。
尸谏慈禧 当同治帝去世时，因无子嗣，慈禧为维护其专权，立其妹夫醇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以弟继兄，以便用皇太后名义继续垂帘听政，此举出于慈禧私欲，违反清朝祖制，又未能对如何处理同治帝与光绪及其后继者的名分给出妥善方案，于是有吴可读尸谏之事。 [5] 郭卫东等学者指出，吴可读的尸谏虽然没有挡住慈禧的垂帘听政，但毕竟由此引发清廷对继嗣问题的重新讨论，进而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与立嗣的关系得以理清，并由此“为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找到了平衡点”、“使朝野官绅之愤懑得以舒缓”。
通过继统之争，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的气势也得到张扬，除吴可读本人外，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均表现活跃。从社会转型的大势来看，清流们的直言极谏更多地是传统社会的回光返照，吴可读的尸谏也渐成末世绝响，但尸谏所体现的不畏权势、不惧死亡、坚守信念的精神与气节，则仍有其意义可供后人借鉴。
书院山长 吴可读从政之余，历任各地教职，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针对甘肃文教落后的现状，从表彰乡贤的业绩着手，以克服甘肃诸生的自卑心理；提醒诸生注意观察生活，以“诸生何处觅文宗，绝妙文章到处逢”的诗句说明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他还善于借用形象的事物来给诸生讲解抽象的事物，例如以伏羌大像山的高低平缓阴阳向背的地势特点为喻，讲解如何妥善处理文章起承转合的章法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吴可读注重用言传身教来磨砺诸生的品操，使之成为刚直不阿的人才，他主讲兰山书院时的得意弟子安维峻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安维峻考中甘肃分闱后首次乡试的第一名，后任御史，以弹劾李鸿章，李莲英，语侵慈禧太后而名垂青史。
襄助贡院 在光绪以前，甘肃乡试和陕西合并举行，举院在西安。由于路途险远，费时费钱，有财力赴试的诸生只占应试的十分之二三，严重地影响了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1875年（光绪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甘肃分闱乡试，但无举院。吴可读大力协助左宗棠从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建成甘肃举院，使众多的甘肃寒士能够就近赴试，从而促使甘肃各地的书院蓬勃发展，甘肃的文风也逐渐兴盛了起来。
洋务建树 推广牛痘 吴可读关爱幼小生命，抵御天花传染，倡建牛痘局。清代甘肃倘遇天花横行，除求神拜佛外，别无良方，眼睁睁听任病魔戕害儿童。吴可读抨击这种只知祈神的愚蠢行为，宣传种牛痘可免疫的道理。他用骈文写成《创设牛痘局启》，介绍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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