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琐记：吉金文字的早期拓本

发布时间：2017-12-20 11:01 来源：中金在线

《客斋古吉金文》，二册，吴大澂自藏本，封面均存吴氏手书“客斋古吉金文”六字，钤印“吴大澂印”。上册，存吉金文字三十四品;下册，存三十一品，另有二品不明物似掺杂混入者，拟剔。故全部确信吴氏吉金文字共六十五品，原器均吴大澂旧藏，年代从商周至两汉，每一品墨本旁均有吴氏题识，并钤印：“恒轩所宝彝器”、“吴氏金石”、“恒轩所得”。此书曾入东瀛，存日人萩信雄教授藏印：“萩信雄”、“萩氏吉金乐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笔者得自北京拍场。

经查考，此六十五品原器大致同治晚年至光绪初年间，吴大澂于京师厂肆和督学陕西时所得。综合吴氏刊本《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和《客斋集古录》、吴氏拓本《客斋集古图》(共存三卷，上海博物馆藏二卷及上海友人藏一卷)和《客斋鼎彝八轴》(上海图书馆藏)、吴大澂往来书信(主要与陈介祺、王懿荣二人)以及顾廷龙《吴客斋先生年谱》(包括后附顾氏整理之《客斋所藏吉金目》)等，吴氏这些器物所得时限大致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师口(上“大”下“王”)父鼎、口作妣敦、韩仲侈壶、唐子祖乙爵、木父丁爵、加爵二、阳识父癸爵、析子孙父癸爵、盩室鼎等十器。

同治十二年(1873)，平安君鼎、妇庚卣、芮公鬲等三器。

同治十三年(1874)，子抱孙父丁敦、城虢敦等二器。

光绪元年(1876)，史颂敦、穗敦、阳识穂尊、叔男父匜、建平钫、日入大万壶、温壶等七器。

光绪二年(1876)，师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亚形祖辛鼎、宗妇鼎五、宗妇敦四、宗妇方壶二、宗妇盘、口(‘走’上加‘异’)尊、口作妣爵、斗检封四(此四种于本册中归一器)等十八器。

光绪三年(1878)，录作乙公敦盖、苦宫行镫、菑川太子鑪等三器。

以上共四十三品，个别年份或稍有上下，如菑川太子鑪抑或光绪初元所得。不详者中亦有可以大致估计出其所得年限者，如郘钟，于《客斋集古录》见吴氏题记：“是钟出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旁河岸中。同治初年，岸圮出古器甚伙，长安贾人雷姓获郘钟大小十二器，皆同文。英兰坡中丞棨购得其十，后归潘伯寅师九器，大澂得其一”。由此推算，经过数次转手，吴得此钟估计同治晚期。

又如析子孙父乙敦，见《客斋集古图》自题“析子孙父乙彝，是器得之京师，制作甚精，文亦浑朴，真商器也”云云，谅亦属同治晚年得于京师者。

再如，析子孙父丁敦，吴曾自题“是敦为蒲城杨信卿旧藏，持赠客斋”云云;立戈父丁彝，《客斋集古图》自题“关中出土，文器并精，客斋得之长安市上”云云;父丁象形鼎，《客斋鼎彝八轴》吴氏自题“孙父口鼎，是鼎亦在关中，所得虽仅三字，不能伪”云云;故此三器似亦督学陕西时所得。

其它不详者，计子孙父乙敦、庚父辛敦、子执贝父癸敦、宝敦二、口尊、父辛残盘、王伯姜鬲、举吒父乙爵、举戊父爵、史父辛爵、扬父爵、立戈父丙觯、父丁觯、钺、龙虎鹿卢镫、单安侯家奁盖等十七器，虽暂无文献资料明确何时归于吴氏，推测亦于此时间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吴大澂自藏本《客斋古吉金文》二册，是其早年蒐藏钟鼎彝器的一个记录，拓制时间应在光绪早期。据《吴客斋先生年谱》，吴大澂大规模蒐集青铜器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正是此二册所存器物如上之起始年限。

比起《客斋集古图》、《客斋鼎彝八轴》、《客斋集古录》，此《客斋古吉金文》要早十年至二十年左右时间;而较之《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两者前后时间相距不长，很是接近，属同一时期之作。刻书费时费力，时间较漫长，《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起于先，终于后，而《客斋古吉金文》拓本则一次完成。

吴氏自序有言，《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栞刻于同治壬申癸酉年间(1872-1873)，即同治晚期，光绪十一年(1885)在王懿荣的催促下才刷印。但依愚管见，实际上他一直在增补、改进，本《客斋古吉金文》中若干得于光绪早期之吉金文，如师眉鼎(亦名客鼎或微子鼎)、乙亥方鼎、史颂簋、口(‘走’上加‘异’)尊、叔男父匜、斗检封四、日入大万壶、建平钫等，亦见于《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即为佐证。

《客斋古吉金文》册中有鼎一，《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曰“亚形父庚且辛鼎，三原刘氏藏器”，标为“所见”，而非“所藏”。光绪二年(1876)七月十二日吴大澂致陈介祺书时，已附上所拓此器墨本，显然当时已归吴氏，此器后又见入录于其晚期集大成之作《客斋集古录》。这是《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先于《客斋古吉金文》的证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前者依然大量使用了早先的版刻，并没有及时将器物藏弆的情况有所变更而一一纠改、订正。《客斋古吉金文》二册对于我们了解其它吴氏刊本和拓本还是有帮助的。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五日，吴大澂曾致书陈介祺曰：“审定平安君鼎为梁器，尤至精确”。册中，平安君鼎墨本旁吴氏释文再次强调“当是梁器”，即量器。吴氏所言是正确的，此器今已入录《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又，册中析子孙父乙敦，吴氏自题为“敦”，并曰“簠斋云乃彝皆敦也”，这应该看作是其与陈介祺通信研讨之结果，后期之《客斋集古录》亦自题为“析子孙父乙敦”。如果说《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中还有一项吴氏书之为“彝”的器物的话，从此《客斋古吉金文》始，直至《客斋集古录》，已基本无此项。

经检，此二册《客斋古吉金文》中存上揭吴氏它刊它拓中无载者，计宗妇鼎五之后二者、宗妇敦四之后二者、宝敦二之后一者(与潘祖荫藏同器同铭)、加爵二、史父辛爵、钺、龙虎鹿卢镫等十器，虽仅铭文，亦可察观。

在吴大澂钟鼎彝器拓本中，此二册属墨色、拓工极精极佳者。或许受到陈介祺的影响，椎拓使用了六吉连绵纸，透薄而韧劲。拓片浓淡相间，层次丰富，丝丝入扣，彝器之细微处均刻画无遗，难道是吴大澂亲自手拓者.检视现存于世的吴大澂其它所拓墨本，可以发现，吴氏自己手拓者要好于其所雇佣一众拓工制作者，包括尹伯圈等，后期尹伯圈所拓越来越好，是与吴大澂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此为吴自留本，自然精心手拓，亲自为之，钤印亦规整、精致，一丝不苟。

吴从小即在外祖父韩崇处受金石熏陶，后又为吴云、潘祖荫二人服务过诸多金石之事，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椎拓功夫实属正常。光绪十一年(1885)吴为《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作序曰：“余弱冠喜习绘事，不能工。咱官翰林，好吉金文字，有所见辄手摹之，或图其形，存于箧”。此后，他为陈介祺、王懿荣、叶昌炽等手拓墨本，广为好评和赞誉。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十五日，陈介祺致书吴大澂曰：“拓墨之佳，今亦未有能及吾兄者，但须有善拓学之人代作方可。纸绵而薄，墨细而黑，字边际真而肥，易于摹刻，则能事毕矣”。陈介祺的评价与我们摩挲此二册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亦正是在陈介祺的建议和推荐下，据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光绪三年(1878)下半年，吴大澂首次正式雇佣拓工入幕，是为陈介祺族弟陈佩纲。此前，陈佩纲一直为陈介祺服务。此《客斋古吉金文》二册之拓制技法及所用纸张颇像陈介祺督拓者，时间也恰吻合，难道是出自陈佩纲之手.至于究竟是吴氏还是陈氏，也许很难有确凿的答案，但属吴大澂吉金文字的早期拓本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