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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新天命论思想与武王革命

●郑鼎文

【内容提要】 任何一场革命或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以相应的思想解放为前提。3000多年前的武王革命也是如此，它是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新天命论为指导思想的。全文着眼于新天命论与武王革命的关系，论述了新天命论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武王革命前的思想障碍，阐明了新天命论对武王革命具有统一认识、指引方向、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关键词】 周公 新天命论 武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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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任何一场革命或大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思想解放潮流。3000多年前的武王革命，即被一代伟人毛泽东所说的“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出自毛泽东著作《别了 司徒雷登》），就是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新天命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行为动力的。

那么，周公姬旦的新天命论都有哪些思想内容？武王革命的精神障碍是什么？新天命论在武王革命中产生了那些积极作用呢？这些问题，正是笔者试图阐明的问题。

周公姬旦新天命论的基本内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场革命行动或社会变革，总是以其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的。正如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所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的确，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所谓“思路决定出路”。正是这个道理。只有先进的思想，才能引领时代的发展进步。每一个时代必然都有代表新生的先进力量的先进思想。当年周公姬旦提出的新天命论，应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

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新天命论，是在破除当时以殷纣王为代表的腐朽的旧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时的殷商王朝，已经变得腐朽不堪了。历史上那个臭名昭著的暴君殷纣王，宠信妖孽妲己，信任奸佞谗臣，拒听忠言，残害贤臣，淫逸奢侈，不理朝政，鱼肉百姓，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纣王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不听。及至西伯姬昌勤德修政，不断扫灭商朝属国，眼看商王朝即将灭亡之时，微子硬着头皮再次进谏。哪知纣王竟然麻木不仁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彼何能为！（《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我降生时不就有命在天吗，西伯能怎么样)，自以为王权乃天所授予，不可动摇，认为西伯再折腾也成不了气候。微子见状，知其终不可谏，无奈含愤出走。纣王的重臣祖伊在纣王严重失德、西伯姬昌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警告纣王说：你如此恣意胡闹，老天、祖先、老百姓都要抛弃你了，你可怎么办？昏庸的纣王竟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以为自己的王权是上天授予的，谁也拿他没办法。《史记·周本纪》载：当西伯连续讨伐殷商属国接连获胜时，祖伊因畏惧商朝灭亡而再次进谏纣王，想不到纣王竟荒唐地说道：“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即西伯不是没有天命吗？能有什么作为？这种典型的“王权天授”的腐朽思想观念，使得纣王有恃无恐，一味地肆意妄为，把自己一步步推进了坟墓。

正是针对纣王的这种陈腐不堪的“天命”、“神鬼”说，周公姬旦响亮地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谁有德就能得到“天命”，谁失德就会失去“天命”。统治者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尚书·周书》），才能得到上天的保护，否则就会被上天抛弃。周公进而提出，国君必须“明德慎罚”、“怀保小民”，绝不能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同时周公认为，天意就是民心，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合乎天意。这样以来，周公就把人民的反应如何，看作为政得失的重要标志。从《尚书》可以知道，周公的谈话、训词和文告类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周公所说的“民”，也包括社会下层的“小民”在内。他的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后来的《康诰》中，周公就要求卫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认为不懂得保护小民利益的人是坐不稳江山的。《尚书·泰誓》记录的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前的誓词，其中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看法其实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意见其实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众的意愿，上天必定顺从）的著名言论。应该说，这些话体现的就是周公、武王等人的民本思想。“人是万物之灵”的命题最早就出自这里，以民为本思想的源头也就在这里。这就意味着西周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早在3000多年前就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和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人的价值就这样第一次从理论上得到论证。“敬德保民”以及重视民意的新天命观就成了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它就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当时的思想界，武装了人们的思想，为伐纣灭商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毛泽东说得好：“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周公姬旦的新天命论，就为推翻殷商政权、建立西周政权制造了极其必要的舆论。

武王革命的精神障碍 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既有一个逐渐积蓄力量的过程，也有一个破除旧观念、酝酿新理念，用以武装广大群众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充满了艰难探索和无数风险。《易·革·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说商朝的开国国君商汤王和周朝的开国国君周武王革除前一个朝代的“天命”，推翻旧王朝的统治，是对上顺应天意，对下顺应民心的。古代统治阶级都称自己的统治是“受命于天”或“天命”。而所谓的“革命”就是新生势力革除旧势力的“天命”，意即“革”其“天命”也。

尽管武王革命“顺天应人”，但决非一日之功，它有一个长期准备的过程。在这个准备过程中，既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的准备，也有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即使革命的对象殷商政权当时已经腐朽不堪，失去人心，但因其统治时间长达600来年，旧的影响根深蒂固，要让人们一下子否定旧的统治者、接受新的统治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武王之父周文王长达50年的执政生涯中，虽然心怀杀父之仇，必欲报之而后快。但文王胸有城府，智虑深沉，明知商朝是大邦国，实力雄厚，周国为小邦国，力量有限，且是殷商政权的属国，为了不招致商朝的注意和打击，悄悄地扩张势力，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政治策略，表面上顺从殷商的统治，听命于纣王，迷惑敌人，年年进贡，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暗暗地发展壮大，以待有利时机再伐商复仇。为此，文王甚至还装作忠诚的样子祭祀殷人的祖先。陕西岐山县京当乡风雏村发掘的甲组西周宫殿遗址中出土的周文王时期的好些甲骨文，从字体看与殷墟甲骨文无异，明确记载周人祭祀成汤、太甲、文丁、武丁的情况，充分说明周文王时在其首都岐邑建有宗庙，在宗庙祭祀商王祖先的事实。这种策略在其它文献中也屡有所见。即使在文王晚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形势下，文王也因认识到伐商的时机尚未成熟而采取继续服从于殷商的策略。《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对公子朝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惟知时也。”那么可想而知，周文王在世期间，周公等新锐人物即使已经有了新的天命论思想，也是因为要服从周文王的整个政治策略而不会公开宣传的。

这样一来，尽管文王的政治策略有助于周人发展壮大，不断积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武王伐纣灭商的思想舆论工作在客观上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缺乏一个较长时间的舆论准备过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周朝诸王世系表，武王伐纣灭商的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史学界一般认为，周文王逝世于公元前1050年。若以此推算，武王从接替王位到翦灭殷商王朝，其间仅有4年时间。如果说文王生前因其采取的政治策略而不能公开宣传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新天命论，那么就应该说，进行伐纣灭商思想舆论工作的时间是很紧迫的。从提出这个观点到周国高层决策者形成共识，从高层形成共识到文武大臣接受，再到众多军民接受而同仇敌忾，这中间显然要做大量的宣传疏导工作，否则就难以高举伐纣灭商的旗帜。因为在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之后，尽管推翻殷商王朝的时机逐渐成熟，但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殷商为大邦国、是天下共主，而周国是小邦国，是殷商的属国；纣王是君，周国国君是臣。若要兴师讨伐，岂不是犯上作乱，以臣欺君，甚或是乱臣贼子？关于这种思想障碍，从《史记·伯夷列传第一》就可以看出。伯夷、叔齐本是远道来周国养老的两位贤人，周国收留他们并给了优待，按说对周国应该感恩戴德，对纣王的失德无道应有所了解，并应理解支持武王伐纣。但他们却在武王兴兵伐纣时“叩马而谏”，说什么“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作为臣子而去杀害君王，可以说是仁义的吗？）由此可想而知，武王革命面临的因陈腐观念而造成的舆论压力一定是很大的。不解除这些思想障碍和精神桎梏，没有一个新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显然就无法动员民众、说服民众、鼓舞民众。周公的新天命论，正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形成的。

不破不立。不破除殷商王朝世代宣扬的陈腐天命观，周人进步的新天命观就无法确立起来。在此，周公显得极其富于智慧，他没有完全抛弃旧的天命论，而是有选择地继承了有利于周人的殷商崇拜上帝的天命观念。他同样宣称“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然而可贵的是，周公的新天命观和殷商的天命观是有很大区别的。他把殷商的上帝与宗祖神相结合的一元神论改造成为上帝与宗祖神分离为二的二元神论，并用“以德配天”的学说改造了殷商凡事皆须求神问卜的旧的天命观。周公认为，如果周人再继续承认殷商的一元神论，那就无法解释上帝何以不再保佑殷商政权而让他走向灭亡的现实，周人代替殷商也就失去了神圣的依据。周公坚定地认为，有“德”才是取得上帝认可王权和得到臣民拥护的基本前提。周公尽力把上帝说成一个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公正”之神。一切以是否有“德”为原则，谁有德有授予王权，获得统治地位，谁失德就剥夺王权，失去统治资格。即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在以往殷商统治者的眼里，上帝宗祖的一元神对他们的钟爱完全是无条件的，而他们对上帝宗祖神则是绝对服从的。因此，殷商时代形成了一种置鬼神于首位而贬抑人事轻视民意的蒙昧主义的宗教迷信思想，这对人们的理性认识活动的发展起了严重阻碍作用。而周公的二元神论则第一次把上帝神（称之为“天”）的好恶与地上君王的行为联系起来，强调了人的主观努力和修养美德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殷商的宗教蒙昧主义，从而催生出“以德配天”的新的神权理论。周公认为，君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提高道德修养，“敬德保民”，而不能像殷商君王那样一味地凭靠上帝宗祖之神的保佑来过日子，并且为所欲为。同时还要时刻接受上帝（“天”）的监督，看他是否有失德的表现。就像《诗经·大雅·皇矣》所写的那样，“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光明又伟大，俯视下界能明察。监督巡视四方事，保佑民间能安宁）《尚书·君奭》也说：“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先周及西周初期的统治者都很注意对自己加以约束，注重道德修养。

不难推想，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新天命论，经过相当范围的宣传和普及以后，一定会使广大臣民认识到：纣王早已严重失德，应该失去“天命”；武王继承文王遗志，累世积德行仁，应该获得“天命”；武王兴师伐纣，是仁义之师，替天行道，吊民伐罪，是为了推翻无道昏君，结束暴政，实施仁政，为民众谋取福祉。这样一来，伐纣灭商的思想障碍自然就冰消雪化了。理论的光芒，终究照亮了人们的思想，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这场发生于3000多年前的思想启蒙，堪称一场最早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似强劲的东风，刮去了人们心头的阴云，使人们打消了疑虑，振奋了精神，辨明了前进方向。

周公的新天命论对武王革命的作用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周公的新天命论大旗高高举起的时候，影响历史进程的波澜壮阔的武王革命便拉开了序幕，殷纣王朝的丧钟便由此敲响了。那么，具体讲来，周公的新天命论对武王革命都有哪些作用呢？窃以为有以下几点：

作用之一：统一认识。毛泽东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周公姬旦来自实践的新天命论作为一种先进思想，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自然容易被广大周人接受。而周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们就摆脱了旧的天命观的影响，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观念。当周人的思想认识达到统一之后，他们在行动上也就步调一致了,

这就如同陈胜吴广起义之前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样，也如同黄巾军起义时认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样，必然会增强信心，充满力量，朝着解放的路上奋进。

作用之二：指引方向。革命导师列宁在《怎么办》这篇著作中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确，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的统一。理论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会指导实践，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为正确的理论可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所以无疑对实践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又正如列宁所说：“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当殷商陈腐的旧天命观的“坚冰”被打破之后，当推翻殷商王朝思路的“航线”开通以后，当周国当兴、商朝必亡、纣王失德、武王应得“天命”的“道路”指明以后，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明确了方向，前面就出现了一条金光大道。

作用之三：振奋人心。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解放生产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革命的标志是推翻旧的已经腐朽不堪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按照周公姬旦的新天命论所包涵的意蕴，武王革命正是这样一场改天换地、结束纣王暴政、吊民伐罪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它的前景是鼓舞人心的。因而新的天命论思想无疑给人们吃了定心丸，注入了兴奋剂，必定会使周人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作用之四：鼓舞士气。据史料记载，牧野之战出兵以前，史官建议占卜，以解心头之疑。熟料多次占卜，结果竟然俱是大凶。文武百官脸色骤变，一时犹豫不决。正在此时，姜子牙挺身而出，一把将占卜所用的龟壳和蓍草扫降下来，大声说道：“枯骨死草，毫无灵性，能懂得什么吉凶？不必迷信。事不宜迟，马上出兵！”进军牧野途中，一日天气骤变，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嘎吱一声，中军大旗杆竟被刮断，众军将甚为恐惧，疑为不祥之兆，目光齐刷刷转向武王。武王却镇定自若，朗声说道：“天气变化，本为正常之事，大风过猛，自然会刮断旗杆。不必大惊小怪，换根结实旗杆，继续前进！”牧野大战之前，武王发表周公起草的著名的《牧誓》，理直气壮，历数纣王祸国殃民罪状，号召将士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由此不难看出，被新天命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义军统帅，是何等的正气凛然，慷慨激昂。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言论，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致使战局一开，势如破竹，一举灭商，迅速扭转了乾坤。

综上所述，理论与实践的确是辩证的统一。武王革命的实践，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武器；而周公的新天命思想，恰为武王革命提供了这种精神力量，发挥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足以振聋发聩，鼓舞人心。“每一个时代、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样的道理，每一个大变革大革命的时代也都有一种先进的思想在指引道路。因此我们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周公的新天命论思想，堪比现代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实为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和战无不胜的思想法宝。虽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皆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指引实践，思想振奋人心，这，便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作者简介】郑鼎文，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副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大雅礼乐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会长，县社科联副主席，县政协文史研究员，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范家营高中校长和县老年大学首任校长，著有《周文化丛书》“三王卷”“典故卷”、《周公演义》《品味周公庙》等9本书，在报刊发表文章500多篇。先后应邀参加了武汉、成都、兰州、上海、宝鸡、西安、天水等地的30多场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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