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若江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堪称华夏文化的璀璨明珠，不仅蕴藉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且优势十分突出。尚德向善、机智灵动、勇于探索、包容开放、务实进取、义利兼顾等优秀内涵，是吴地能够后发先至、不断超越的内在思想基础，其刚柔相济的风格也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拥有诸多优势。江南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文化经济持续繁荣，都离不开优秀文化的内在支撑。
“道德元素”是吴文化鲜明的标识之一。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在吴地人尽皆知，也因此吴文化在初始时期便已经烙印了清晰的“道德”胎记，这一道德元素在后世不断传承发展，始终是吴文化鲜明的文化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吴文化“道德元素”的缘起、积淀、传承和发展做一简要梳理和阐析。
初始时期道德化的奠基吴地文化从一开始就镌刻了深深的“道德”印记，泰伯是这一文化的开创者。始于3200年前的“泰伯奔吴”，让相对发达的周原文化和江南本土文明有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融合，为当时相对落后的江南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早在史前时期，大禹就开始了横跨长江南北的治理，江南地区也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已有稻作、渔猎文化，但泰伯兄弟的到来仍对吴地发展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先进的周原文化与古越文化在此有了深度交汇，这一划时代的文化大融合，推动太湖文明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吕锡生先生将泰伯功绩归结为“重宗法，尊孝道，安周室，拓吴地”①，泰伯的主要功绩并不在单纯的禅让王位继承权和以退为进的睿智之举，而是在确保周族权力和谐传递的基础上，对荒蛮的吴地进行了最初的开发，在一片泽国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在泰伯创立勾吴的过程中，没有征伐，没有杀戮，反而是峨冠博带的他们脱下华服，“文身断发”，以柔性方式融入当地。泰伯筑城守民，汇通百渎，教授农耕，传播礼仪，从而赢得土著的拥戴，“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兄弟的到来，不仅改写了吴地的历史，也燃亮了吴文化初始的光芒，赋予吴文化以鲜明的道德印记。同时，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的商末，在人们活动极大受限于环境的古代，泰伯①吕锡生：《泰伯奔吴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吴文化与区域发展》（2010年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43页。
赋能当代兄弟的这次南奔直接促使了周原与江南的文化融合，开启了吴地文化打破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对后来吴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具有发轫意义。因为泰伯的恭让之举，“吴文化”从诞生伊始就打上了鲜明的道德烙印，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转引孔子的赞辞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此后，泰伯不仅成为了中华文化史上的道德楷模与高标，古吴国的诞生地“梅里”①也因此有了“至德名邦”的美誉。《史记》在编撰体例中，将“吴太伯”列于“世家”第一，个中亦不乏作者的敬意。东汉时桓帝敕令为太伯建墓立庙，虽历经战乱兴毁，却因民心所向，屡毁屡建，保留至今。清代康熙、乾隆都为泰伯庙题写横额——“三让高踪”“至德无名”。民间更是将泰伯与孔子并称“二圣”，更有史家将孔子故里尊为“北方第一府”，将泰伯故里尊为“南方第一家”。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宫廷内部为争夺权利总是不顾血缘亲情而自相残杀，主动禅让之举极为罕见，也极为珍贵。因此泰伯的让王备受后世赞誉。甚至汉高祖刘邦在历经血雨腥风的争斗后，也以一首《泰伯颂》表达他的敬意：“时当仲春，嘉荐维新；感光至德，孝享惟亲；三献俱举，八音毕陈；锡兹社福，永庇后人；穆穆至德，清庙雍雍；致诚勤荐，在貌思躬；玉带肆夏，金锵五鐘；绳绳云步，降福无穷。”传说明代建文帝朱允炆因朱棣反叛夺权而仓惶出逃，曾避祸江南、
留诗泰伯墓前：“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勾吴至德邦”。范仲淹、高攀龙、文徵明等著名文人墨客也都以诗文形式，褒扬赞颂了泰伯的谦让之德。诵读于吴文化节上的《泰伯祭文》“巍巍泰伯，功德何隆！三让天下，古今传诵；南奔荆蛮，勾吴斯隆；断发文身，德义为重；耕织渔猎，术业事功；开凿伯渎，百水汇通；演乐修礼，开悟启蒙；文脉绵延，舒卷华章；人文渊薮，俊彦盈充；泰伯恩泽，绵延无终……”②，更代表了今人对泰伯高风与功德的赞颂。
勾吴后期“道德”文化的积淀泰伯的“三以天下让”，为吴文化涂抹了第一层道德的底色，他的谦让美德、高风亮节，识人知政的智慧和务实惠民的开拓之举，使其当之无愧成为春秋时期的道德楷模。而勾吴后期的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同样也因贤德行止而广受世人敬重。
季札，乃十九任吴王寿梦幼子，处世淡泊、品格高尚，是勾吴高风亮节的道德典范，也是被历史大书特书的吴国后期著名人物。其一生多次禅让君位，并以“善外交、精礼乐、重然诺”而见称于诸侯各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季札去世后，孔子还亲自为季子墓题写了墓碑。虽然有史学家认为，因为季札的礼让而导致余眜之子州吁（吴王僚）的即位，引发诸樊之子姬光（阖闾）的不满，埋下了日后“专诸刺僚”、宫廷政变的祸根，但季札的清健高远、淡泊志节无疑仍然令人钦佩。他的①目前，大多学者比较认可位于无锡城东部的梅村、鸿山一带即为古时的“梅里”。 ②摘自庄若江等撰2006年首届吴文化节大型祭祀活动《泰伯祭文》片段。
“好善而择人”的主张，他的“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的操守，“廉让之行，终始若一”①的行为，都深受后世赞美和尊崇。常州尊季札为“城市之祖”，为其立嘉贤坊，镌“延陵世泽，让国家风”， 更有坊联赞其“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②。虽然，季札并未就任吴国君王，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却以大量篇幅详述了“季子挂剑”“季子观乐”故事，昭示其诚信睿智的品德和处世为人。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也讲述了季札以德服人、大义退兵等故事。《左传》不仅记史，更突出为人处世的智慧，也将季札推为春秋时代的道德典范。至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更是盛赞季札“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季札的“让国、观乐、挂剑、守仁、救陈”等故事在吴地传播久远，其谦让美德，诚信重情，识人知政，见微知著，博学清言，蔑视权力等德行，使之成为春秋时期少有的第一流人物，也让吴文化的道德内涵更为充实丰满。与季札同一时期的姬光（诸樊之子），通过政变成为吴国第 24任吴王阖闾，史家更关注的是他的弑君夺位和强国霸王。阖闾可谓勾吴历史上最难评价的人物，也是最值得深入探究的吴国君王。一方面，在尚未即位、成为吴王之前，姬光是一个壮志难酬的政治失意者。对其负面的评价，主要来自两次惊世骇俗的刺杀事件（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以及后来急于称霸的穷兵黩武。虽然，《史记》《吴越春秋》中对阖闾的记述比较客观，但在《史记·述赞》中“光既篡位，是为阖闾；王僚见杀，贼由专诸”的笔调，明显带有贬义。
事实上，作为君王的阖闾堪称一位勤政德治的表率人物。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看，阖闾执政时期，是勾吴史上发展最快、也最辉煌的时代。泰伯开吴后至寿梦，勾吴始终默默无闻，徘徊于边缘地带，史册几无记载。至姬光即位之前，吴国亦尚未跻身强国、闻名天下。虽然吴王寿梦时，“初通中原”，建立三军，有了兵车强弩，并加入了诸侯联盟，吴国实现“初霸”，地位有所提高。但吴国彻底摆脱楚国控制，在诸侯纷争中雄起东南、真正成为一代霸主，还是在阖闾时期。在阖闾执政的 19年里，吴国快速步入巅峰时期，完成了强国霸业。阖闾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知人善用，治国有道，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筑城兴兵，招贤纳善，强军利器，使国力迅速提升。在吸纳“齐国兵学传统、晋国车战技术、楚国水战之道”的基础上，吴国形成了“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吴人兵法，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远交近攻，所向披靡，疆域迅速扩大，无人可以与之争锋。
根据诸多文献记载，阖闾不仅“政绩斐然”，他还是一个勤政爱民、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君王。他不仅虚心听取伍子胥的强国建议“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还广募人才、招纳贤士，“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吸纳天下才俊加盟吴国。更难得的是，阖闾将“厚爱其民”作为执政宗旨，主张“恤民同劳，安君治民”。在先秦史籍《吴问》中，记载了阖闾与孙子讨论国策时的对话，他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这句执政名言，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烟尘，迄今仍熠熠 ①［汉］王充：《论衡·书虚篇》。延陵，乃季子封地；“终身不入吴国”此处“吴国”指吴朝，意谓“终身不涉朝政”。 ②该嘉贤石坊，现位于常州市红梅公园内。
赋能当代 闪光，不仅极具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价值。阖闾本人虽然位高权重，却生活节俭，不事铺张。《左传》记载了哀公元年楚王与大将子西的一次对话，子西对阖闾的描述是：“（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①可见阖闾的简朴与亲民，毫无一般君王的享乐与奢靡。在《楚语》中，同样记载了楚将子西的分析：“吾闻……夫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②由此看，阖闾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君王，不仅治国业绩赫然，日常品行亦无懈可击，他的勤政爱民，他的发奋图强，不仅构建了一个春秋时期伟岸的王者形象，也极大地丰富了吴文化的精神内涵。
吴文化道德元素的传承发展从泰伯辟吴、周章受国，到寿梦初霸、阖闾强国，吴国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疆域不断扩展，东至沿海，南抵钱江，西至婺源，北抵宁扬甚至逼近今山东的曲阜。版图中的“勾吴”虽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形态的“吴”并没有消亡，不仅“尚德向善”的标记仍然鲜明，“民本”“务实”传统亦绵延千年，得到赓续、传承与发展。简单梳理吴地历代涌现的杰出人物，就可以发现，从吴地早期的泰伯、季札、伍子胥、言偃，到唐宋以来著名的清官廉吏如陆贽、李绅、范仲淹、李纲、顾可久、顾宪成、高攀龙、顾炎武，以及近现代重要思想家王韬、冯桂芬、薛福成……，他们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善思而重修为的人物，受到吴地文化的浸润滋养，既刚健有节又机智灵活，既有真知灼见，又品重于儒林，为世人所尊崇。他们为官时清正廉明，致仕后忧国忧民，毕生“躬行立教，经世致用”（顾宪成），不仅“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且坚持真理“以道直行，虽危不避”（范仲淹）。
从泰伯的开凿伯渎、筑城守民，到阖闾的“恤民同劳”“厚爱其民”，再到后世的“明道救世，厚生为本”（顾炎武）、“富民强国”“殖财养民”（薛福成），在其主张的“治国之道”中始终潜隐着一条精神的、道德的脉线，穿越古今，可知可感。东林学人的思想颇具吴地道德色彩，也很有代表性。顾宪成曾说，为官之志在“真心为民”，“始真心为民，则饥犹已饥，寒犹已寒，弱犹已弱，疴痒疾痛犹已疴痒疾痛”，才能将百姓的一切感同身受。高攀龙也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之实念也。”无锡惠山古镇的祠堂里，祀主皆为道德品行高尚之人，并不以官职权势作为入祀标准，从中亦折射出吴地鲜明的道德取向。同样，在这样的道德理念驱使下，近代崛起的实业家群体，同样注重社会道德和家国理想。
①见左丘明《左传·哀公元年》。 ②见《国语·楚语》（卷6）《蓝尹亹论吴将毙》。 荣熙泰曾教导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治身立家有之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①荣 宗敬在言及创业动机时说“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事业。”②荣德生也说“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③他们在创业成功后，不是追求个人享受，而是修路架桥、投资教育，本着“为天下布芳馨”的初心，还兴建了梅园，免费开放；荣德生在60寿辰时将生日礼金全数捐出建造宝界桥回报乡梓，其家国情怀不言而喻。正是缘于这样的道德追求，无锡的实业家们大多能够“正心诚意，报国裕民”，恪守“信义经商”“以义取财”，扶弱济困，热心公益，造福桑梓。正如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的回忆：“凡属无锡人，
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④还有为国家鼎力打造“棉王国”的常州实业家刘国钧“倡纺织最早，人呼为甘地”（黄炎培），194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个人之私也。以义为利，以私为耻，何事不可让人？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国不治，工业、农业都不能机械化。而个人权位能保几何时？恐人不我待也。”其道德追求、精神境界亦可见一斑。
优秀的文化，是推动吴地发展前行中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曾经的漫卷硝烟、曾经的风云际会，已成为吴地的过往；现实的吴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推动我们的现实社会不断进步，吴文化的“道德”内涵尤显珍贵。明史使人睿智，明史也给人自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正视现实，提振精神，匡扶道义，守正固本，增进智慧，在历史的回眸中萃取精神养分，擦亮吴文化“道德”这颗明珠，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进取。
参阅文献：①先秦·左丘明《左传》《国语》②汉·司马迁《史记》③汉·赵晔《吴越春秋》④汉·袁康、吴平《越绝书》⑤庄若江、蔡爱国、高侠著《吴文化内涵的现代解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简介】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无锡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研究专家。
①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②荣德生：《家兄嫂六秩征文事略》，见《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③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民国三十五年纪事），见《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181页。 ④钱穆：《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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