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传统文化理念解读与泰伯至德精神的无锡实践
文/王永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为政以德”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深沉的精神追求，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观，也是重要的方法论；其产生与发展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和哲学智慧中，蕴含了中华民族崇德尚群的伦理规范与以德化人的仁爱精神。
一、“为政以德”的价值内涵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说，“依据道德治理国家，便会如同北极星那样，处在自己应有的位置，群星就会井然有序的环绕、拱卫”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朱熹又引用了程颐、程颢的话，“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接着又引用了范祖禹的话，“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这是孔子执政观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法则。为政者必须培养自身的道德品质，才能以身作则，形成道德的感召力，令老百姓信服。它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二、“为政以德”的价值理念与泰伯至德精神的关系
“德”是中华文明思想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而独特的概念。早于孔子之前，“德”的概念就已出现。周代便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认为德是重要的品质。“以德配天”的认识也成为周王朝维护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周王朝即建立了以天子为核心根据距离和亲疏而确立的“五服”制度，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或称宾服）、要服、荒服。这就是以王和王族作为“宇宙中心”的“四方宇宙观”，将地缘上生存在四方的“它”或“方”与“我”或“中”区别开来，通过自我与他者的确立，明确了“夷夏之防”，巩固了王权统治。
至春秋时期，天下纷争，礼崩乐坏。春秋之初，周天子犹小有征伐；春秋前期，周王室衰微，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晚期，诸侯公室衰微，权力进一步下移，甚至出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诚然，终春秋时期，无论礼乐征伐自谁出，周王总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或大夫发起的征伐会盟还是要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然而，江河日下，道德沦丧，乱伦、弑君层出不穷。卫宣公“蒸于夷姜”纳娶庶母，见儿媳美而取之；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通奸于夏姬，穿着夏姬的内衣戏弄于朝堂；即使“周礼尽在鲁矣”的鲁国，鲁桓公夫人文姜竟然与其兄齐襄公多年乱伦私通。为争夺权力，弑君更是此起彼伏，小国朝不保夕，“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生于春秋晚期的孔夫子，目睹这纷繁芜杂的世事，终于发出“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的一声长叹和无限感慨。然而，孔子却在泰伯身上找到了答案，并且给予了至高的道德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南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此后历代吴君大多偏居江南，不通中国而用蛮夷之礼，逐渐消逝在中原诸侯的视野中。到了寿梦时期，即使逐渐与中原诸侯展开诸多的军事、外交、文化的交往，在中原诸侯眼中，或者吴人自视，基本上还是处于蛮夷的角色定位。那么，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的孔子又为何以泰伯为至德呢？
后人常抓住“三让天下”的所谓史实，作为孔子给泰伯盖棺论定的事实依据。权力的欲望，没有止境，是将人引向黑暗深渊的罪魁祸首。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抑或是一国之内的争夺君位，抑或是纵横交错的争霸中原。楚灵王，也就是未登基的公子围，就是一个穷奢极欲、利欲熏心的绝佳例证，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公元前 547年，楚国伐郑，公子围就与大夫穿封戌争夺俘虏皇颉。前 544年，楚国郏敖即位，公子围担任楚国令尹，开始总揽楚国军政大权。前 543年，杀大司马 掩而取其室，进而独揽大权。前 541年，诸侯在虢地会盟，公子围僭越使用楚君一切陈设服饰与卫兵，叔孙穆子就讥讽道“楚公子美矣，君哉！”果不其然，同年冬天，楚王郏敖有疾，公子围在看望时，用冠缨绞杀楚王而代立。前 538年，诸侯在申地会盟，楚灵王骄纵于诸侯，抓捕徐国国君，抓捕齐国庆封而尽杀其族人，庆封怒骂道：“都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公子围啊，弑杀他的国君取而代之，那可是他的亲侄子熊麇啊！这样的人怎能会盟诸侯？”前 531 年，召见蔡灵侯而杀之。前 529 年，多行不义必自毙，楚灵王被逼自缢而死。说实话，楚灵王在位期间，楚国还是能够与北方强敌晋国分庭抗礼，号令诸侯，在中原南部地区有着较强的话语权。然而，楚灵王以其贪婪残暴，很是受到司马迁的揶揄，“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操行之不得”，是司马迁给楚灵王自缢身亡定下的一张终极审判书，正是“天下无道”的最有力的佐证；而泰伯“三让天下”所凸显的操行，即是对春秋时期弑君争权的最有力的反驳与回应。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孔子提出的社会原则与社会理想，是孔子价值判断的最高法则；德，是孔子赖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根据；仁，是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艺，则是涵养道德品质的方法。司马迁所说的操行，正是“道、德、仁”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中的外在体现。而道，就是贯穿孔子思想的一条红线，也是支撑泰伯成为至德的根本原因。泰伯之所以能达到孔子“至德”的标准，并非一日形成，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慎终追远，归根溯源，还是要逆流而上，来到吴国历史河流的发源地。司马迁在《周本纪》中，为我们展现了周族的源头及其后的筚路蓝缕与开枝散叶。
泰伯的始祖叫后稷，其出生之神迹，不必多说；倒是其成人后在农业种植与生产方面展现出卓越才能，促进了原始社会的农业发展，成为农师，民众皆向他学习，天下得其利。“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夏朝太康失国，不窋失去农官之职，不复务农，而迁移于戎狄之间。到公刘时期，虽然处在戎狄地区，但继续从事后稷事业，致力于农业生产，察看土地性能，伐取木材以供应用，外出的人有资财，定居的人有积蓄。老百姓感念公刘的恩德，大多迁徙而来归顺。“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又过了几百年，至周太王，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继承周祖遗风，继续致力于豳地的开发建设，“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这时，发生了一件足以令古公亶父扬名天下的事情。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周部族，欲得财物；然而，戎狄贪得无厌，得到财物后又来进攻，欲得地与民。周国族人非常激愤，纷纷请缨抗敌。古公亶父说了一段慷慨激昂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可以视为他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民立君，君利民”，这种民本思想与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不谋而合。于是，为避免与戎狄的战争，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岐下。古公亶父的行为，不仅感动了豳地旧民扶老携幼前来，还吸引了周边部族的老百姓。“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大家来看，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以至到泰伯，有一个贯穿古今的主旋律，那就是“德”。依靠“德”之确立与施行，历代周部族首领因而受到民众的“法之”“怀之”“归之”“义之”，从而确立了历史的进步性与政治的合法性。后稷之德，“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是致力于解决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公刘之德，在复修后稷之业的基础上，“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进一步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古公亶父之德，从物质升到思想，更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治国理政的核基本理念，从而确立了民众对周部族的理想信念。那么，泰伯之至德，又是什么呢？至德，就是“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这种到达顶峰的德，又是否有具体所指？《周礼·师氏》郑玄注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至德，中和之德，覆帱持载含容者也。”中和之德，即孔子所指“中庸之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熹认为：“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故惟中庸之德为至。”又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至德，也就是中庸之德，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不以个人名利为重，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中 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伯三弟季历娶贤妇人太任，其子姬昌出生时，赤雀衔丹书，来到家门口，相传是授以天命，是为“有圣瑞”。周太王惊喜道：“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周太王欲立贤子圣孙，立季历以传姬昌，是因为天命所加，其道足以济天下，而非从个人之爱憎利欲出发。从这个角度讲，太王有意是为不忍，泰伯全父志是为孝顺。泰伯远离岐下，南奔荆蛮不是狷狂；父死而不能服丧，断发文身，亦非不孝；而季历接受王位也不是贪婪。处父子君臣之变，不偏不倚，不失乎中庸，是为至德。
泰伯三让，是对争权夺利的拨乱反正，是反求诸己的修身之道，是天命之在我的尽其性，是无人欲之私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为天下至诚。泰伯具体有何三让，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大概有几种解释。第一种更接近于让天下之说：泰伯以太王病为由，托辞南奔吴越荆蛮之地采药，不再返回。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第二种解释，则更显示泰伯以己之委曲成全季历：太王生病，泰伯托辞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返回，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泰伯知任勇之事，“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让至于三，合乎中庸，达于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过则失中，不及则伪。泰伯知周太王之意，南奔荆蛮，成全父志。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姬昌，而三分天下有其
二，是为周文王。周文王崩，子姬发立，终于伐纣克商而有天下，是为周武王。终泰伯、仲雍两世，其时皆在商代晚期，周国亦是商王之诸侯，焉有让天下之实？泰伯奔吴，远离周国政治中心，断发文身，示不可用，内心有让国之念而并无让国之举；所谓三让天下，则是孔子基于泰伯让国之念的合理推断，若不让国则有天下也。由此，泰伯三让，皆由内心，无迹可寻，故“民无得而称焉”。泰伯三让，“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不是沽名钓誉的清高自许，不是显人过错的居心叵测，不是一味推脱的逃避责任。泰伯三让，遵道而行，不为索隐行怪，而是符合天下之道的顺理成章。以让治国，还是孔子开给春秋乱世的一剂药方。“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
民无得而称焉”的让国之举，与“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的禅让王位，以及“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而治的精神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孔子用“巍巍乎”“荡荡乎”来盛赞尧舜禹所在的上古时期，认为尧之德如天之高远，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天道之大，无为而成。故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即是孔子所推崇的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泰伯三让，以天下为公，正是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完美诠释与理想呈现。
泰伯南奔荆蛮，断发文身，臝以为饰，一方面积极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习俗之中，同时又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水利、城建等诸多方面的先进技术，建泰伯城，开泰伯渎，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由此，“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不过，鲁哀公七年，鲁国季康子使子贡辞吴国太宰嚭之召见，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也就是说，泰伯奔吴后，穿着玄端之衣，戴着委貌之冠，仍然穿着从前的衣服，以治周礼，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江南荆蛮文化的融合。其实，
从夷夏之争的角度来讲，华夏与蛮夷并非绝对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并没有绝对的华夏与蛮夷，华夏行蛮夷之事即为蛮夷，蛮夷行华夏之事即可视为华夏。而泰伯之所以为“至德”，还体现在文化融合上的“覆帱持载含容”，“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三、为政以德理念与泰伯至德精神的古代传承
泰伯奔吴，三让天下，既接续了周部族“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又开启了吴国、无锡乃至吴地几千年的尚德精神。先说吴国。至泰伯奔吴五百余年后，吴国出现了一位励精图治的国君，就是寿梦。寿梦在位二十五年，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国力增强，与晋结盟，与楚争强，不再偏居江南荆蛮之地，而是逐渐进入中原诸侯的历史舞台，已经强到中原诸侯不可小觑并心惊胆战的地步。在与中原诸侯的国际交往中，无论如何讲述身份认同的认祖归宗与正本清源，无论如何展现外交策略的辗转腾挪与纵横捭阖，寿梦又愈发感到中原诸侯骨子里对他不屑一顾与另眼相看，他仍然无法改变中原诸侯眼中“不得与中国为礼”的蛮夷形象。所以，在寿梦临终之际，对于接班人的选择问题，亦展现了他对吴国未来之路的选择，就是积极融入中原礼乐文化，要施行德治与仁政。
寿梦有四个儿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历史的轨迹，总是惊人的相似。与老祖宗周太王一样，寿梦也觉得小儿子季札更加贤明，“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寿梦心心念念要打造一个美丽的“吴国梦”。从接班人的选择上看，寿梦的“吴国梦”，就是不甘落后勇于前行的梦，就是不愿附庸称霸中原的梦，就是国力强盛以理服人的梦，就是文化繁荣以德服人的梦。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寿梦要以“武”服诸侯，要以“文”化诸侯，要重建并维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秩序。为了吴国的光荣与梦想，寿梦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个人要宏图伟略，要精明强干，有能力有思想，能够带领吴国走向富国强兵、文化繁荣的称霸之路。
四个儿子贤愚不等，各有优劣。他颇有些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心急如焚，却又看起来从容不迫。他虽横卧床榻之上，却又关注着朝局的风吹草动。朝野中声望最高的是小儿子季札。季札仁义贤明，德才兼备，文化修养极高，是吴国乃至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美学家和外交家，看起来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天选之子。经过反复观察、考量与评估，寿梦决定把王位传给季札。泰伯三让的剧本似乎就要重演了，然而主角却发生了变化。与季历坦然接受王位相比，季札却是另一种态度。他拒不接受，“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他认为，王位传承皆有礼制，要按照规则来，要从大局出发，不能有个人私念。寿梦欲立季札，并非单纯地“行父子之私”，而是要确定吴国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季札拒不接受，既是对中原礼乐制度的维护与坚守，也是为维护吴国稳定发展的大局着想。寿梦所有的心思都在季札身上。临终前，寿梦将四个儿子叫到身边，殷殷之情，深深嘱托。寿梦嘱咐长子诸樊，“我想把王位传到季札手中，你不要忘记了寡人的嘱托。”诸樊则是一片拳拳之心：“周太王知晓姬昌之圣瑞，遂废长立少，周王朝自此而兴。现在您把国家传给季札，我诚心效慕祖宗遗德，宁肯退避三舍，诚耕于野。”寿梦一声长叹，无可奈何：“从前，周王朝的德行加于四海之上。现在，我们如何能在区区江南荆蛮之地，成天子之业呢？你要做的，就是务必把王位传到季札！”诸樊所言吴国未来可能的“王之道兴”，正是中原诸侯所看到的寿梦即位后的“僭越称王”，这也是中原诸侯长期以来坚决将吴国放在蛮夷位置上鄙视的如山铁证。即位之初的寿梦，年富力强，年轻气盛，志存高远，非常不甘做一个附庸于楚国的荆蛮小国。那时的吴国，历经多年韬光隐晦地发展，刚刚开始强大，寿梦称王的策略有失方寸，显得颇为仓促急躁。二十五年后，寿梦在吴楚争强的战争与吴晋联盟的外交中，年轻时的锋芒毕露逐渐被时代和社会所打磨，进而变得更加深沉和稳妥。称王，只是获得一个惹人嫌弃的无用头衔，并不能真正给吴国带来国力的强大与精神的荣耀；称霸，才能将吴国拉出江南荆蛮之地的泥淖，接续“泰伯端委以治周礼”的光荣传统，真正实现吴国的光荣与梦想。人们总是忽略了诸樊、馀祭与馀眜三人的贤德。交代完后事，带着未尽梦想的吴王寿梦，终于还是离开了这个不完全属于他的时代和完全属于他的国家。一代中兴之主，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治丧期间，举国缟素，吴人哀痛。长子诸樊总理诸种事务，代理执掌国政。
公元前 560年，服丧期满，诸樊遵守承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却举出了曹国子臧的例子，表示坚守节义，愿意效法“子臧让国”，“做一国之君，并非我的志向。大哥身为嫡长子，理当继承君位，谁又敢侵犯呢！”公元前 578 年，曹宣公去世，公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曹成公。两年后，晋国率中原诸侯讨伐并逮捕曹成公，欲立子臧为君。子臧以节义为先，坚辞不受，“做国君，并非我的志向。即使不能成圣，也不敢有违节义啊！”春秋时期，弑君十有四，兄弟相残更是不计其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臧、季札相继让国，是挽大厦之将倾的不懈努力，更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丝悲壮。季札让国的贤明之举，无疑是感动了吴国人，坚持要拥立他。
季札无奈，只好抛家舍业，退隐江湖，躬耕于山野之间。季札固然贤明，难道他的长兄诸樊就是一个贪图王位的人？其实，诸樊也是一个仁义之人。按照嫡长子世袭的继承制度，诸樊本可以顺理成章、心安理得地继承王位。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诸樊却并非一个贪婪权力的人，反而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忠厚、诚信、深沉、内敛的长子形象。沿着先祖泰伯的足迹，诸樊理解并接受父亲的旨意，先后两次向季札让位。
诸樊在位十三年，也算是一个称职的守成之主。他积极开展外交，与诸侯举行向地之会，与晋国联姻，并五次与楚国发生战争。公元前 548 年，诸樊再次伐楚，借道巢国，不幸中箭身亡。诸樊是一个信义之人，继承光大先君伟业，却并不贪恋权力。他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并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临终之际，就像十三年前他的父亲一样，诸樊将众兄弟召集到身前，嘱托兄弟们一定要完成父亲意愿，将吴国渐次交付到季札手中。这就像是四乘一百的接力比赛，一棒运动员诸樊起跑稳健。现在，他将接力棒传到二棒馀祭手中。二棒运动员馀祭在位四年，将接力棒传到三棒馀眜手中。三棒运动员馀眜在位十七年，马山就要将接力棒传到最后冲刺的四棒季札手中。然而，季札依然不肯接受，辞让而去。是为吴国“后三让”。前后三让，让泰伯与他的后代季札都受到后世孔子、司马迁及历代文人的良好评价。孔子已经给了泰伯“至德”的至高评价，相传又在季札去世后题写“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司马迁更是仰慕赞赏季札，《吴太伯世家》全文仅四千六百余字，却用了小一半的篇幅来记载季札，更是评价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与他的祖先泰伯一样，季札也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不同的是，泰伯是看到一个“贤明”的姬昌，准确揣摩周太王的圣意，选择三让天下。到了季札，自己被认为“贤明”，却主动选择了三让天下。他本可以选择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却决绝地离开权力中央。或许，他已经预见到未来即将发生的时代剧变了吧。
春秋时期，一边是礼邦或王道，一边是雄邦或霸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无不是凭实力说话，在一时或一地实现称霸的愿望。反观“周礼尽在”的鲁国，只能仰人鼻息，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衰微而毫无办法。三百多年前，徐国国君徐偃王就很懂得意识形态的打造与宣传，打着“仁义”的旗帜，富国强兵，各地前来朝贡者“三十有六国”，统治范围越来越大；然而，仁义还是终究敌不过武力，徐偃王还是败于周穆王，落得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图谋称霸的宋襄 公，更像是推行王道的仁义之师，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不鼓不成列，不击半渡，不擒二毛；然而，那一句称霸中原的宏大口号，就像肥皂泡一样美丽且容易幻灭。两百年后，孟子就明确指出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也就是说，以武力之实，假仁义之旗，征伐天下，可以称霸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强大国力；依靠道德来实行仁义，可以使天下归心，实施王道不一定凭借强大国力。所以，无论将仁政作为修身治国之根本，还是将仁义作为一个招摇撞骗的口号，要想称霸中原，真实的武力和装饰的仁义，缺一不可。在二十五年的治国、外交与战争中，寿梦管中窥豹，肯定是发现了春秋争霸的些许奥秘。
然而，以“仁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王道并未盛行，假仁义而行称霸才是春秋时期的主旋律。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务实为先，称霸中原已经过时，争雄统一才是主流，一心推行“王道”的儒家代表孟子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法家善于富国强兵与以法治国，纵横家善于运筹帷幄与权谋策略，兵家与墨家也在展现着王图霸业的多种实现方法，这些才是战国诸侯所关注和重视的。或许，从这个角度讲，拿捏武力和仁义的分寸感才是最好的治国药方。正是因此，寿梦才坚持 将王位传给已经渐露仁义光芒的季札。再说有着两千余年的建城史的无锡，亦传承着“为政以德”的理念与尚德精神。单说无锡的地名，就象征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据《东周列国志》：战国末年，群雄逐鹿，秦王赢政令大将王翦率军讨伐楚国，驻军锡山。士兵在埋锅造饭时，掘出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十二个字：“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王翦召当地人询问，当地人回答说，“此山乃惠山之东峰，自周平王东迁洛，此山遂产铅锡，因名锡山。四十年来取用不竭，近日出产渐少。此碑亦不知何人造。”王翦听了，道：“此碑露出，天下由此渐宁矣。今后当命此地为无锡。”无锡，无兵，无战，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愿望。无锡，即使真的没有锡，也不妨碍她的美好寓意，以及她对生命的珍视、敬畏之感。其后，一代代无锡人都在传承着这种尚德精神。唐代著名的“悯农诗人”李绅，即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位宰相。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他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构成和文化背景，享受着较高的物质文化享受，又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积极入世”的心态来看待和参与到“现实社会”之中。当他们看到“农”之悲惨生活境遇时，出于既定的学识和修养，“悲悯”的心态已然形成，以一颗居高临下的心审视着“涂炭”生灵，发誓要“解民于倒悬”。李绅早期生活在乡间，看到农民的辛苦劳作与悲惨生活，乃作《悯农》，以抒内心之感慨。两宋之交的李纲，也是无锡人。“怀家千里梦，许国一生心。”李纲早就立下报国之志，终生以此为志，没有一点更改。他又说，“字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拳拳报国之心，由此尽显。一次次被贬，一次次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李纲有着何等坚强的心智，才能“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有明代著名的东林党人，不畏强权，与宦官奸佞魏忠贤展开不屈的斗争。
近代时期，尚德的无锡人，奋发进取，励精图治，终于让无锡成为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写出中国实业救国的一曲慷慨悲歌。单说荣氏兄弟中的荣德生先生，就是尚德精神的重要体现。荣德生先生的名字，即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也就是说，天地的最高德行就是不断地化生万物，圣人的最大珍宝就是拥有权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这就要具备仁爱的精神。如何能广聚人才？
这就要发挥财富的吸引力。善于理财、词正理严，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就是推行道义。荣氏兄弟所从事的面粉业与纺织业，都关系国计民生。他们所讲的，“只有大烟囱里冒烟，小烟囱里才会冒烟”，有着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悯，更是体现了实业救国的尚德精神。
四、为政以德理念与泰伯至德精神的当代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时刻以人民为国家之本。“为政以德”正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二十大报告中，围绕“为政以德”思想提出了许多举措，“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史崇德”、“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等，充分体现了党实行“为政以德”、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为政以德”思想作出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继承和发扬“为政以德”思想中要求执政者禀德自律的传统，强调“领 导干部要讲政德”，注重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对于传统官德中“德”的内涵，作出符合党性原则和时代价值的新阐释。继承和发扬“为政以德”思想中注重民生保障、改善的传统，将传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思想，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立场，通过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社会保障体系，多途径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惠山区阳山镇围绕生态宜居、特色农业、休闲度假的鲜明特质，发力“美丽河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阳山镇充分挖掘区域特色，认真谋划美丽乡村建设总体思路，先后培育了桃源村、阳山村、桃园村、火炬村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打响了桃花节、品桃节、音乐节等品牌。目前，该镇已经形成了“春花、夏桃、秋娱、冬浴”的四大特色旅游项目。用“大农业”带动“大旅游”，引导游人进农家、住民宿、吃土菜、赏桃花，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2020年11月，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提升公共交通出行吸引力，鼓励引导市民绿色出行，特调整无锡市区公共交通换乘优惠政策，既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又是尚德精神的重要体现。持无锡市民卡（高龄卡除外）、太湖交通卡、江苏交通“一卡通”在无锡市区范围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本次刷卡与前次刷卡间隔 90分钟内，常规公交换乘常规公交免费，轨道交通换乘常规公交免费，常规公交换乘轨道交通在轨道交通基础票价上减2元。
每逢春季，惠山古镇景区、军嶂古道、太湖大道、鸿桥路等道路街巷装点着不同品种的杜鹃花，那一抹抹醉人的嫣红更是开进了锡城各地的小区、校园……从生态美到环境美、从自然美到人居美，盛放的杜鹃花映衬着我市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路线图——建设高质量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开放空间。为政以德的思想，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仍焕发着无限生机，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与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让中华文明与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全人类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
【作者简介】王永春，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友情提示】天下吴氏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客观真实报道，坚持不站队，保持正确的主观立场，以弘扬至德精神！传播吴文化为主旋律！只要你姓吴，只要你是正能量的来稿，我们都欢迎！
《相约天下吴氏网》主题歌 作词∶吴蜀丰 作曲演唱∶吴仕长
吴氏文化正能量，至德精神在弘扬。开拓进取创辉煌，谱写时代新篇章。
三让高风孔圣赞，第一世家史记传。天上有口遍天下，家风传承树典范。
我是吴氏好儿郎，仁爱谦让传万代。相约天下吴氏网，因为有你更精彩！
来稿要求图文分开打包，〔因人力有限不接受微信图文供稿〕
投稿公共邮箱:905080184@qq.com
联系人吴蜀丰 电话: 18883313913
责任编辑：吴蜀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