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林华
笔者为延陵季子第八十五世孙和季子躬耕与墓葬所在地后人。从支持纂修吴氏宗谱，到投身季子文化研究。我做季子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就因为季子是我们常州的人文始祖，他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他的诚信礼让等高尚品格，正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必须。面对这么一位圣贤，我作为季子的后代子孙，对弘扬和发展季子精神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愿意出钱出力，作点微薄贡献。参加季子和吴文化研究这么些年，应该说是机缘巧合。
2016年，我们吴下里有三位宗亲家族代表来找我，说是想修家谱，我们的家谱还是 1928 年修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谱牒文化是国家鼓励的，也是我们优良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我就同意修家谱。修家谱要经费，当时一点都没有。我就问要多少，他们说估计起码要七八十万元，可能要突破一百万元。我答应出一半经费，比如一百万元我出五十万元，再组织其他老板筹集一下。至少也要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不计多少，哪怕只出一两百元，因为这是积德的事情。要是不去征求意见，到时有些人会有想法的。我先付款三十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筹到多少算多少。假如实在筹不到钱，全部由我来兜底。就这样，吴下桥吴氏家谱就修起来了。修完了家谱，我才知道季札不姓季，是姓吴，是我的祖宗，我是季札第八十五代孙，原来以为是八十六代孙，反复考证之后发现是八十六代孙（我专程到江阴申港请宗亲们帮我查过的）。从此，我对延陵季子和吴文化研究就多了一份关注，并且逐渐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多年来，我主要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 2017 年两会并一会，就是吴下桥的吴氏宗亲会和申港的延陵季子宗亲会合并，大家变成宗亲兄弟会。我们国家这几年整顿不允许搞宗亲会，所以我们后来也不搞宗亲会，江阴现在叫江阴延陵季子文化研究会，我是名誉会长。第二件事也是 2017 年，我找到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有关领导，给他们说说季子的故事，领导们都知道季札是常州人，墓葬地在申港，但是对季子躬耕地在哪里，他们都说不清。我就依据家谱的记载回答他们，领导们都很惊讶，也很重视。所以，我就发起了季札躬耕地研究这件事，请全国和地方重量级专家实地考察研究，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形成共识。第三件是筹建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从 2018 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我们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2020年 12月 27日在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召开成立大会，我荣幸地当选第一任会长。第四件事是筹建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由我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群，常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文史馆馆长、教授沈建钢，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教授季玲妹，江苏理工学院教授司马周等具有代表性的十二个专家为发起人，其中有六个人来自外市，如苏南地区的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京，苏中地区的扬州，苏北的徐州，我作为大家授权的联络员具体负责组织协调筹建工作。
2022年 6 月 18 日，在常州市人民政府会议室群贤堂成立了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这是全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季子文化研究的省级社团。筹备期间，得到了省社科联、省民政厅、常州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天宁区委和区政府，以及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武进区季子研究会的老专家们的积极支持，得到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省季子文化研究会挂靠在南大，周群教授被推荐选举为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我当选副会长，为研究季子的专家教授们做点服务工作。作为一名季子文化研究的后来者和季子后裔，能为省、市季子研究会的发展出点力、做点贡献而倍感荣幸和自豪。省季子文化研究会目前有 126位个人会员和 5 个单位会员，个人会员来自南京、常州、无锡、徐州、苏州等 11 个省内城市，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职称和博士学位者 76人，约占会员总人数的 60.2%，可谓人才济济、大咖林立，为推进季子文化研究进入新的高度，集聚起高层次、高水平的专家队伍。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年来在专家、学者们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在季子文化固有的强大影响力熏陶下，我对季子文化研究的兴趣不断加深，尽管企业经营管理等事务缠身，但也千方百计抽出时间，认真研读有关史料，拜读和学习专家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历次季子文化研讨活动，并与宗亲们一起努力，深入发掘家谱资源，为季子文化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我据此发表了研究论文《季子故里·躬耕地——吴下桥初探》，宗亲们分别发表《学习先祖季札 传承季子文化》《诚信楷模——先祖季札》《发挥祠堂族谱作用 传承弘扬生子文化》《吴下里吴氏源流事迹考》《至德至诚 群星璀璨——吴氏族人及蓉湖吴氏后裔群星赞》《古延陵浅识——兼谈季札公躬耕与墓葬》《季子躬耕论》《季子封邑、躬耕地与祠宇墓葬初考》等论文。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对季子文化加深了理解。我认为，延陵季子是具有远见卓识、才华盖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美学家、预言家、文艺评论家，是至贤至德、至诚至信、至仁至义的大圣人，我国文明史上礼仪和诚信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作为常州的开山始祖，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博学多才，他的诚信谦恭，他的聪明睿智，他的待人之道，他的人格魅力，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从此，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工作、学习、生活有了新的努力方向。作为延陵季子的后代，我立志以季子为榜样，紧紧依靠各位专家学者，团结和组织有识之士，积极研究季子的丰功伟绩，努力践行季子高风亮节，全面传承季子优秀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于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新常州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产生了强大的颠覆性的冲击力与影响力，也由此奠定了常州文化乃至吴文化的基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不揣浅陋就此课题也作出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季子文化在春秋时期及历代社会的影响公元前771年西周的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春秋战国这场对人、事及社会的大讨论中，人们不再崇尚“天道”，思想空前活跃，或四处游说、或著书立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围绕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形成各种不同学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这四家学派在春秋时代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儒家的季子（季札）、孔子（孔丘），墨家的墨子（墨翟），道家的老子（老聃），法家的代表人物较多，如管子（管仲）、慎子（慎到）、韩非子等等。单从儒家的思想源流看，西周的周公旦辅国安邦，敬国保民，制礼作乐，建章立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到了季子所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礼乐制度风雨飘摇，季子直面“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乱世，以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继承和发扬周公旦的儒学思想，激浊扬清、克己复礼，坚定不移地恪守周礼，并在参与治国理政等各项社会实践中，形成特色鲜明的季子文化，成为儒家学派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功勋。其后，孔子充分汲取了周公旦、季子等圣贤的思想精华，并进行充分演绎和升华，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延陵季子理所当然受到孔子的效仿和崇敬，“南季北孔”成为春秋时代儒家的两颗巨星，熠熠生辉。
季子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是季札礼让王位。禅让的做法主要出现在中国原始时代，禹建立夏朝之后，本是打算将王位按禅让制的做法传给伯邑的，但是禹死后他的儿子启杀了伯邑，夺得王位，启的即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王位世袭制。至西周武王姬发驾崩时，其子周成王年幼，周公受命摄政。周公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是西周典章制度主要创制者，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摄政七年，根据周朝实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制度，进行大幅度、系统化的整理、改造，创造性地制礼作乐。周公以宗法血缘为纽带，以礼乐为手段，严格区分上下尊卑等级，融合国家与家族、政治与伦理于一体，建立并完善了宗法制、分封制、嫡长继承制和井田制等带有根本性的制度体系，为形成“成康之治”、也为周族八百年统治筑牢根基，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到了春秋中后期，日益坐大的诸侯国霸主无视天子和中央，变王田为私田，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各诸侯国内部为争夺王位，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残，更有列国纷争、生灵涂炭，以宗法制、分封制、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国家大法受到冲击践踏，不遵礼法，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国本动摇。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生态，季子为维护宗庙社稷之制三让王位。周二中《季札让国研究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说，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季子三次让国，东汉袁康在《吴越春秋》中载季子四次让国，总之就是泛指他多次让国。我认同这个观点。
《吴越春秋》载：“二十五年，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曰：‘敢不从命！’”季札是吴王寿梦幼子，因其贤，寿梦想让他继位。季札却断然辞让，认为不能以父子私情乱了前朝规制《周礼》，以遵礼守法之举回应社会“礼崩乐坏”的乱象，这是季札首次让国。寿梦见季札坚辞王位，只得作罢，便留下遗嘱，确定兄终弟及，直至传位于季札。《吴越春秋》又载：寿梦卒，诸樊以適长摄行事，当国政。吴王诸樊元年，已除丧，让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时，尝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贤。’欲废长立少，重发言于口。虽然，我心已许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以国付我。我敢不从命乎？今国者，子之国也。吾愿达前王之义。”季札谢曰：“夫適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诸樊曰：“苟可施于国，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周道就成。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札复谢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子臧闻之，行吟而归。曹君惧，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吾诚避之。”吴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吴人舍之。《左传》曰：“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札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遂让不受。”
诸樊力图说服季子接受王位，然而季子毫不动摇，他说，嫡长继承王位，并不是前王的私情，而是宗庙社稷的规章，这一切不可改变。我愿意奉行子臧的为人之道，真诚让国。季子视道德操守为生命，认为达节为圣，守节次之，失节为下，接受王位不符合我的道德操守。诸樊还是要立季札，季札不受，退而躬耕于野，诸樊只能就位。此为季札第二次让国。《吴越春秋》接着对此后的吴国史事作如下记载：诸樊骄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将死，命弟余祭曰：“必以国及季札。”乃封季札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十七年，余祭卒，余眛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让，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义。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清风之过耳。”遂逃归延陵。吴人立余眛子州于，号为吴王僚也。
据说诸樊上任后，为尽快把王位传给季子，就恣肆放纵，怠慢鬼神，抬头仰求老天给他一死，于是在战场上中箭阵亡。临死前，他命令弟弟余祭说，一定要按先王遗命兄终弟及，把国家传给季子。于是余祭继任，就把季札封在延陵，称他为“延陵季子”。余祭十七年（公元前 531年），余祭去世，余眛继位。余眛四年（公元前 527年），余眛去世，就要把君位传给季子。季子推让，因而逃去。他说，我不肯接受君位，已经很明白了。过去诸樊曾有吩咐，我已决心奉行子臧的为人之道，洁身自好，清廉为人，景仰高风亮节，从事崇高的事业，遵行仁义的原则，荣华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秋风吹过罢了。于是，逃回延陵，吴国人就拥立余眛的儿子州于，号称为吴王僚。这是季子第三次让国。余眛之子僚登上王位，这让诸樊之子公子光极为不满，认为如果按兄终弟及的安排，季子当立；如果季子礼让，就应当由我来继位，于是暗中密谋伺机夺取王位。《公羊传》将吴王僚视作季子的庶兄，并作如下记载：“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贤季子。”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公子光弑君：“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季子此次让国，与前三次大不相同。公子光精心设计弑君篡位，不合礼法且手段血腥残忍。季子严肃批评阖庐犯下弑君之罪，表明自己不会接任王位，不可能与他同流合污，但也不会因此而杀他，否则宗亲相杀一辈子没完没了了。从此，季札离开吴都返回封地延陵，终身不入国都。
《公羊传》盛赞季子处置宫廷变故，做到了仁义二字，所以君子以他的不受君位为义，以他的反对互相残杀为仁，称许季子是“贤季子”。季子的让国行为，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我认为可以归纳成“四让”。首先是“礼让”，体现了季子坚守宗庙社稷之制《周礼》，自觉维护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高法典的法制想；其次是“谦让”，在当时世风日下的背景下，季子没有权欲、贪欲，不争不受，洁身自处，视荣华富贵如秋风过耳，是个谦谦真君子；其三是“诚让”，季子让国不是为了装装样子、沽名钓誉，面对一而再、再而三送来的王冠，以“吾不受位明矣”回应，始终如一，不改初心，表明其坚如磐石的坦诚、真诚和诚信；其四是“仁让”，对于吴国发生宫廷喋血之变，季子肯定十分悲愤，但他以顾全大局、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和稳定、避免内乱“终身无已”为重，忍住内心悲愤，做出了冷静而稳妥的处置，体现出仁义圣明的君子之风。可以说，从季子对王位的礼让、谦让、诚让、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至贤至德、至诚至信、至仁至义，看到了季子文化所产生的强大精神魅力。除了让国壮举，季子在躬耕延陵、聘问中原、观乐议政、赢博葬子、徐墓挂剑、大义救陈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了卓越睿智的政治思想、法制思想、外交思想、人才理念、文化理念、道德伦理、农耕传统、民生观念等，形成季子文化所特有的体系。
季子文化对于春秋时期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与影响力。最初，吴国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之邦，以至《春秋》记事将吴国国君贬称“吴子”，因为“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公羊传》甚至不承认吴国有君、有夫，为此不得不解释称：（《春秋》记载）“‘吴子使札来聘。’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馀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春秋》将吴国国君称为“吴子”，是因为吴国以贤季子为臣，当然就要承认吴国有国君了。为什么说是贤季子呢？因为他能让国啊。这在当时《榖梁传》也解释：“吴子使札来聘。吴其称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延陵季子之贤，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春秋》称吴余祭为“子”，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余祭知人善任，派延陵季子出使鲁国，所以《春秋》将余祭的名份提升为“吴子”。可见，《谷梁传》《公羊传》都一致赞颂季子贤德，认为吴国因为有季子，所以在《春秋》中才会“有国、有君、有臣”，相关人物才不书名字而称“子”。博大精深的季子文化和季子所独具的君子人格，使吴国增添了德化之气、人文之光，其影响力已经远超吴国国界，在中原大地赢得了普遍的认知与尊重，吴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与声望因此获得空前跃升。
所以我认为，在中原诸国视吴国为蛮夷之邦的情景下，尤其是在当时“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环境下，“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季子的行为与文化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影响力，是具有爆炸性、颠覆性的，其气势、气场锐不可挡，随着吴国的崛起，更是横扫了一切偏见、误解或双重标准。季子文化也对儒家至圣至师孔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获得孔子的高度认同。吴国本来与中原交往较少，从吴王寿梦时才有正式文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子已经为鲁国的孔子所知，并有很高的评价，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季子文化的影响力。这也充分说明，孔子对季子的行谊很在意、很关注。季子让国置王命于不顾，本质上是恪守王位继承之周礼，这正是孔子坚持“克己复礼”的思想源流。为此，他盛赞季子让国：“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生而不因其俗。吴人生十七年而让札，倗乎其雁，延陵季子侨而弗受。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上博楚简·弟子问》）所谓“天民”，就是季子具有天纵之德。孔子亲自观摩季子赢博葬子之礼，并赞叹道：“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礼记·檀弓下》）其对季子的仰佩之情昭然可见。季子出使期间，观乐以知政，体现了季子察微知著的政治洞察力和文艺审美鉴赏力，对孔子的文艺观产生了直接影响。我们看到，孔子观乐所发表的一些评论，与当年季子观乐的评论如出一辙，决非偶然。
季子出访期间发现卫国孙文子国丧期间钟鼓齐鸣、欢宴作乐、不守礼义，当即提出批评，并指出他的的所作所为使其处于非常危险之境。孙文子听说后，既佩服季子的仗义，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从此终身不听琴瑟，从而挽救了孙文子。孔子又知道了这件事，称赞道：“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孔子家语·正论解》）季子去世后，孔子书写十字碑以悼念：“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所以，在孔子眼里，季札是“天民”，是“习礼者”，能“以义正人”，是“君子”。季子研究专家周群教授在所著《季札评传》中指出：就季札对孔子的影响而言，似乎超过当时的任何一位贤者。一方面，孔子明言季札为“习礼者”。而“礼”乃为孔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孔子之学，一为礼，二为仁。前期以礼，后期为仁。故而对习礼者之尊崇当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季札的文艺观、诗论都对孔子有直接的启示，其中的“乐而不淫”等关于中和之美的观念，对于儒家诗教具有直接的启示之功。因此，孔子对季札的推崇亦在情理之中。以孔子稍长的习礼的贤者，当以季札为最。周群教授还指出，孔子对于季子如此推崇，根本的原因在于思想、德行方面，两人有许多相通之处。尤其季札观乐所体现出的诗乐观念、审美标准以及观世功能，对儒家文艺思想具有骅骝开道的作用。就此而言，季札的文艺观又具有“启圣”之功。
再从世界范围来看季子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意识集体迸发与进取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形成三大轴心文明：即中国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同时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人类文明的不少先知和圣贤，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人类社会。“轴心时代”古代中国的华夏文化伟人有：季子（公元前576年-前484年）、老子（公元前 571年—471年）、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年）；古代希腊的文化伟人有：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年）、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322年）；古代印度的文化伟人是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年）。季子不仅是当时华夏的伟人，也是“轴心时代”世界文化伟人之一。
春秋以降，季子和季子文化的影响力历久弥新、贤名远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东汉史学家班固《咏史》曰：“宝剑值千金，指之于树枝。”南朝梁武帝刘裕《御制延陵王赞》曰：“惟王延陵，全义让国。见礼知政，闻乐知德，观风审音，挂剑酬心。怀哉高风，无古无今。”唐（武周）宰相狄仁杰在任江南巡抚时，毁祠 1700余座，却特地保留季子祠，并亲题“嘉贤”匾额。北宋宋哲宗赵煦敕封季子为“嘉贤大帝”、季子庙为“嘉贤庙”，宋宁宗赵扩封季子为“昭德侯”。明太祖朱元璋敕令重建季子祠，封季札为“延陵季子之神”。清康熙帝为季子御题“让德光前”匾额，清乾隆帝御笔《祭吴季札文》：“惟吴季子，谦冲夙著。礼乐幼娴，春秋多褒。美之文实，圣人所深。”并为季子题额“清徽绳武”。历代史家与文人墨客围绕季子美德咏诗作文，更是不计其数。当代著名专家们分别提出季子是“儒家的先驱”“与孔子齐名的圣人”“中国文艺评论的开山祖”“周末（周朝末期）第一文化大师”“中华诚信第一人”“仁义礼智信的化身”，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文化史、文明史、道德史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季子文化对常州地方的影响力常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别名“龙城”，开吳之地，名士之乡，“八邑名都，中吴要辅”，向为人文渊薮。常州文化的逐渐发展、兴盛繁荣，与季子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季子是常州人文始祖、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季子文化是常州文脉之根、文化之基，对于常州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常州，“开吴之地，名士之邦”，“中吴要辅，八邑名都”，“千载读书地，现代学习城”。季子贤明博学，诚信礼让，厚德高节，泽被乡梓。常州秉承了季子好学、善学的特点，从此笼罩于浓浓的书香气息和人才辈出的氛围之中。春申君黄歇名列“战国四公子”，曾在江南游历、读书、兴学、治水，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黄山”（今小黄山）、上海“申城”、江阴“申港”等地因他而名。东晋末期永嘉南渡，汉初名相萧何第二十世孙、淮阴令萧整，带领萧氏仕族来毗陵郡武进县东城里（又名阜通镇，今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孟河镇万绥社区）侨居，建立（南）兰陵郡、县，历百年以后南兰陵萧氏才俊萧道成、萧衍文韬武略，开创齐梁两朝霸业，缔造了文治之盛，成就齐梁文化的灿烂辉煌，并实现我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历史性巨变，萧氏两朝出了15位皇帝，常州孟河万绥由此成为齐梁故里、齐梁文化发源地。
齐武帝萧赜创造了永明之治与文学的兴盛，萧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成为传世巨著，萧子良为萧齐文化杰出代表和引领者、中国诗歌声律的开创者，萧子显和孝元帝萧绎为常州最早的史学家，简文帝萧纲为“宫体诗”主要创立者，萧琛是“永明体”文学流派主要创立者和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新体诗代表作家之一，萧氏在唐代出了10位宰相。萧氏还将尚武精神与本地温婉民俗相融合，使常州特有的水乡民间武术获得发展，是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阳湖拳的雏形。唐大历初年，常州刺史李栖筠创办学校，常州州学由此初兴。唐代诗人戴叔伦名列“大唐十大才子”，常州太守贾餗倡导白居易新乐府诗风，唐宋古文运动倡导者独孤及、柳开、王安石均为常州刺史，与常州第一位状元萧颖士（另一说常州第一位状元是萧立）等共同改革文风，复兴儒学。独孤及承蒙皇恩加封三品郞中，赐金带紫服，委以常州刺史之职，他给皇帝谢表时称“江东之州，常州为大”，见常州的重要地位。唐代诗人孟郊来溧阳游历，写下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著名诗篇《游子吟》，为常州深厚的孝道文化留下浓墨重彩。京杭运河常州大码头是唐宋时文人墨客来常州会试和赴京赶考的必经之地，诗人白居易在此吟诗《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留下“闻道毗陵诗酒兴”之叹。诗仙李白赋诗歌颂延陵季子重信守诺。晚唐诗人皮日休与文友泛舟常州芙蓉湖，饮酒吟诗。常州刺史杨万里擅诗因名，与诗友陆游、尤茅、范成大并列“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闲睱攀登古城、河中泛舟、漫步郊游，作诗《小池》一首，“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油然而得，千古吟颂。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清代1400余年间，常州涌现状元12名，榜眼8名，探花11名，进士1892名，位列全国400多座城市第四位。常州科名之盛尤以宋代为最，在宋一朝常州出进士776名。北宋邹补之编纂《淳熙毗陵志》标志着常州的方志正式诞生，常州知州史能之编纂《咸淳毗陵志》为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唐宋时代常州的经济文化之盛，引来南北儒学交融第一人杨时（龟山），其学问渊博，有经世之才，在常州创办著名的龟山书院。大文豪苏轼（东坡）“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一生 14次来常州，并终老于此。南宋费补之形容苏东坡与常州第二故乡的情结：“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陆游盛赞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他曾泛舟通过京杭大运河奔牛闸，目睹常州盛况，吟诗感叹“苏常熟，天下足”。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顺之）文武全才、学识渊博，与王慎中、归有光并称散文“嘉靖三大家”。
唐荆川通天文、地理、数学、历法、文学、历史、兵法、武术、乐律，以其超赿常人的文化底蕴提升和光大地方武术阳湖拳，为成功抗击倭冠侵扰、安邦定国而立下丰功伟绩。唐荆川也是常州文化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真正有着原创性的学者，充分发扬光大了常州文化的固有特质，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创了常州文派，引领常州学术精神趋于成就，被誉为与季子、言游并列的吴文化和常州文化领军人物。“两脚书橱”陈济经史百家无不贯通，成为《永乐大典》都总裁，其老师谢应芳（龟巢）为江南大儒，孙慎行官拜礼部尚书，书法家杨廷鉴是明代最后一个状元。清代，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一幅《康熙南巡图》，尽显京杭大运河常州段两岸的繁华景象。常州更是“文学之盛，郁萃中吴；科第之繁，著称江左”（光绪五年《武进阳湖县志》），名人部落群星熠熠，光耀神州。邵长蘅、蒋汾功、杨椿等承上启下，钱名山、徐永宣、管棆名列“江左十五子”，赵熊诏、钱维城、庄培因荣登状元，庄存与、赵翼（瓯北）、孙星衍、洪亮吉（北江）相继成为鼎甲，刘纶登榜博学鸿词科第一并与刘於义先后官至大学士，宋代诗人黄庭坚后裔黄景仁（仲则）和孙星衍、洪亮吉、吕星垣、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并称“毗陵七子”，恽敬、张琦兄弟并称“毗陵二张”，张惠言、李兆洛、刘逢禄、钱维城、段玉裁、李宝嘉（伯元）、刘星炜、董祐诚、钱一本、薛应旂、汤贻汾、戈裕良等均为学术奇才和文化精英。常州先后崛起各种学术流派，名震一方、影响全国：有以恽寿平（南田）为代表的常州画派（世称恽派花卉），以恽敬等为代表的阳湖文派，以张惠言等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曾称“毗陵词派”），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以赵翼、黄景仁、洪亮吉等为代表的常州诗派（常州遂有“诗国”之称），以费伯雄、马培之、巢渭芳、丁甘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以及阳羡词派、阳湖文派、常州方志学派等，成就了清代常州文化的鼎盛与辉煌。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有诗曰：“东海绝学在毗陵。”“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清末、民国至当代，常州涌现出屠寄、陈范、张鹤龄、庄蕴宽、吴稚晖、孟森、孟昭常、董康、蒋维乔、孟宪承、谢国桢、吕思勉、刘海粟、冯超然、吴中行、马万里（瑞图）、谢稚柳、陈蝶衣、陈玉梅、洪森、赵元任、周有光、吴伯超、杨小仲、张志让、钱振锽、唐驼、屠宽、恽铁樵、陈撷芬、袁晓园、陈衡哲、吴青霞、阿甲（符立衡）、吴祖光、杨守玉、徐素白、陆小曼、盛宣怀、刘国钧、恽逸群、徐复、吴泽、汤志钧、余纪忠、吴敬琏、周叔莲、李文瑞、高晓声、陈燮阳、周璇等为代表的各界精英，自然科学界产生了“世界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中国泌尿外科开创者吴阶平、获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首位中国人华罗庚等 70 多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孕育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早期革命家董亦湘，“抗日七君子”李公朴、史良等，在革命事业和新文化建设中名震中华。季子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常州历史文化之中，根深叶茂，经久不衰。
苏刚、朱隽《季子信仰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传承研究》，就季子文化对本区域的影响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文章认为，以春秋先贤季札为中心的季子信仰是江南民间信仰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现象。季子信仰呈现出时间久远、分布广泛和影响巨大的特征。从时间看，公元前547年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延陵（常州）将季札作为常州人文始祖，他作为吴太伯世家的代表人物，既沿袭家风，也传承德行，效先祖吴太伯贤德，遵循“前王之礼”和“先人之道”，吴地民众也通过建庙祭祀表达敬仰之情。季子信仰，源于春秋，始于秦汉，兴于中古，并延续至今。从地域看，季子信仰盛行江南，从各类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以墓、庙、祠、碑为代表的场所和载体遍布。《史记·吴世家》后注有“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越绝书》云：“季子冢古名延陵墟。”《寰宇记》载：“季子墓在晋陵县北70里申浦之西。”上建季子祠，塑像祭祀。祠内有相传为孔子所书10个古篆墓碑，碑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称“十字碑”。《咸淳毗陵志》中有关于“延陵季子庙”有三处，分别为南庙、北庙和西庙。后世对于季札的祭祀与追思，从历代碑记可窥一斑。据考证，第一篇关于延陵季子庙的碑记是晋陵太守殷保堪的《延陵季子碑铭》，其后还有梁天监年间延陵县宰王僧恕书《延陵季子庙碑》《季子庙沸井记》，唐萧定书《改修延陵季子庙记》，宋朱彦书《吴季子庙碑记》，宋叶适书《季子祠记》，元瞿如忠书《常州路重修季子庙记》，明张衮书《重修吴季子庙记》等。其中内容也记叙地方官员、士绅、普通民众对于季札的推崇。
从季子信仰的影响看，被同时代人及后人屡屡提及的主要是“让位”、“归耕”、“挂剑”，其蕴含的道德价值和品行操守，经过后世发掘、推崇、光大，成为季札身上的闪光点，也是他被建构成一个道德偶象与符号的价值源头。北宋苏东坡仰慕季子，亲撰《延州来季子赞》，文中针对“江左”（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人对季子让国的质疑，他写道：“延州来季子、张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诸人好说子房、季札之贤，有以也夫。此可与知（智）者论，难与俗人言也。”在苏州，季札在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排名第一；在常州，季札在淹城博物馆暨武进名人馆排名第一；在江阴，季札无论在古代的乡贤祠，还是在的名人馆中，都排名第一。吴地江南重镇，都不约而同把季札列为第一先贤。在“顺应民意”的基础上，朝廷进一步强化对吴地太伯信仰、季札信仰的引导与改造，通过“赐额”、“赐号”的政策，将地方神灵纳入国家祀典，推动他们从儒家化到国家化的提升，使他们的形象更加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则，从而成为官方需要的道德符号。而常州，则是季子信仰的核心区域。
季子的君子人格带来了常州的君子之风。君子人格，是文人乡贤修身的目标，做人的行为规范。君子人格应该是：崇文博学；品行高尚；忠义坦荡；儒雅端庄。在为人处事上，为民讲道德：礼让诚信、重情重义、正派豁达；当官有官德：清正廉洁、敢于担当，为民造福，为国分忧。宋代常州人邹浩数次直谏，屡遭罢官，依然正气凛然，不屈不挠。明永乐胡瀅考中进士之后，一生为人守礼诚信，广受赞誉，可以身相托付，彼此无恙。明代抗倭英雄唐顺之忧心南倭北患，为国家安危，不计后果，敢于直书，被削职为民也在所不惜，被称为“翰林三直”。清代洪亮吉直面官场乱象，上呈嘉庆皇帝千言谏书，并直指皇帝负有责任，此举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曾有过，致龙颜大怒，下令革职查办，宣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幸嘉庆帝老师朱珪相劝，从宽免死，发配伊犁，逃过一劫。还有从常州走出的杰出人物瞿秋白、恽代英、冯仲云等，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君子人格。
孙伯琦《季子思想观照下的常州人文内核》认为，常州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季子密切相关，特别是季子的一再主动避让王位，就赋予了常州文化一种突出的精神品质，即谦让中带有坚守，奠定了常州人文的基础，逐渐发展成为常州最突出的文化符号、精神标识，并随着常州文化的传承而世代流传。诸多名士文人，不管是从常州走出去的还是外地来常的，都以谦逊诚信为重，以骑墙摇摆为耻，如常州人赵凤昌、庄蕴宽等人默默坚守为辛亥革命做出极大贡献，却不贪功；如外地来常的刺史孟简坚持水利、引江入湖，阳湖知县张作楠为人谦逊、为官清廉等等。即便常州园林众多，却不被外界知晓，取名还很低调：未园、约园、近园、半园……即未成之园、约略成园、近乎为园、半个私园……谦让、淡泊中带有一种坚守。而当代的双桂坊美食街的诸多商家们，以诚信为本坚守商家底线；“钥匙阿姨”长年替邻居保管家门钥匙及时解困；还有替兄还债坚持4年多的弟弟，为救助病危而捐出器官的快递小哥等等。这些都表明，如今的常州就是一座充满诚信、谦让坚守的大爱之城，散发着季子文化的浓浓气息。
如今的常州，在季子文化的熏陶下，道德讲堂全国推广，慈善常州开风气之先，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文明一座城，德沐几代人。“崇德笃行、见贤思齐”早已内化为常州的城市气质，并体现在一系列细微之处。比如，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正成为一种新习惯；垃圾分类处理，正成为一种新时尚；公共空间“席地可坐”，正成为一种新探索；尊者爱幼、邻里和睦、互帮互爱、见义勇为、扶贫济困正成为一种新常态，以及文明餐饮、文明旅游、文明上网、长效精细的城市管理、在新冠疫情联防联控中顾全大局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等等，无不映照着市民精神风貌的新变化。
季子文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美丽、最隽永的底色。季子躬耕地墓葬地保护研究对季子文化的影响力我们研究和传承季子文化，无疑要依靠古籍文献的记载，也离不开遗迹遗物的发现、研究与保护。我认为，在尚无证据找出季子出生地的情况下，对季子躬耕地、墓葬地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有利于印证历史文献关于季子生平历史的记载，有利于让延陵季子从书斋人物走进现实。人们通过参观考察先贤的遗址遗物，将能看到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鲜活生动的季子，产生更为直观、更加亲和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据明代杨继盛撰《延陵吴氏宗谱·吴氏叙宗》载：“自延陵而至松常者，德字承事郎之宗派也，季子墓在申浦吴下里，德一居吴下里，德二、德三居松江、常熟。”清光绪己亥缪结唐《续修吴下桥宗谱序》：“吴下桥吴氏延陵望族也，其系源流自太伯，十八传以后至季子，封于延陵，葬于申浦，后裔因墓而居焉。……及有宋之季，承事郎德一公乃蓬之公子，翰林编修兼知枢密事，直方公孙也。始卜居墓南之吴下里，跨毗陵、暨阳之界，聚族而居焉。”明景泰、成化、万历、清康熙、乾隆、咸丰等谱叙与其基本相同。杨继盛、缪结唐等所说意思是，季子墓在申浦吴下里，而吴下桥吴氏是延陵望族，在 1000多年间，吴氏虽几迁几易，最终回到延陵故里，聚居季子墓南舜山之下的吴下桥，这里应当是季子当年躬耕处。又据东汉《越绝书》记载：“延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称延陵墟。”据说延陵墟即延陵邑遗址，遗址范围包括今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焦溪古镇翟家湾、吴下里和江阴申港季子墓一带。明代《毗陵高山志》附图表明，翟家湾四周有河流，注明为“城河”，且保留有“东城门桥”“马岸”等地名，可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古延陵邑。季札居于吴下里有一定的历史依据。《重修毗陵志卷·人物》：“季子耕于延陵，为圣人所予，清规姱节，照映千载。繇是潜深伏隩之士，代不乏人，弗书则将湮没无传焉，用次所闻，以谂来者。”明《毗陵高山志·摭遗》：“季子筑别墅于高山之阴，即今申浦，（陈）福为居守。”清乾隆乙未吴泮《重修吴下桥宗谱·后序》：“吴氏世居吴下，源远流长，支分派衍前谱载之綦详。”咸丰戊午吴竑《重修吴下桥宗谱序》：“溯厥由来，季子让国，受封延陵，故号延陵吴氏云。礽接武浸昌而后炽，后迁于吴下桥，故又曰吴下里。”季子既然筑别墅于高山之阴，吴下里又位于高山（舜山）西垂，此地正符合《高山志》所说“高山之阴”的地理方位，而苏州、无锡、湖州等太湖沿岸地区，至今未发现吴下里（吴下桥）相同的地名。
薛焕炳、吴小明著文《季子故里吴下里——从季子躬耕延陵舜山说起》考证：吴下里（吴下桥）为季札故里的依据有四：一是季札躬耕于舜山之下。清《嘉庆江阴县志·古迹》载：“季子耕田处在芙蓉湖西马鞍山下，今舜过山也。”又宋《咸淳毗陵志·山川》载：“芙蓉湖在县东五十五里，南北八十里，南入无锡县，北入江阴军，东南入平江府。”芙蓉湖在舜山之下，而“季子耕田处在芙蓉湖西”，这一地理方位即是马鞍山下。二是季札仙逝于舜山之麓。据明《毗陵高山志》载：“季札归老延陵，卒于阖闾七年春，葬以王礼。”下葬时规格参考王之礼遇。关于季子羽化高山一事，明《毗陵高山志·摭遗》这样记载：“阖闾七年（前496年），季子游。抵于花亭卧化，夜分从空中语：……就掩吾于花亭……如言葬之，即今墓。”三是季札归葬于舜山之阴申浦。季札仙逝的归葬之地，史书与方志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去世时间有所不同。《史记·吴太伯世家》后注：“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越绝书》云：“季子冢，古名延陵墟。”《太平寰宇记》载：“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唐《元和郡县制》载：“汉之毗陵县之暨阳乡……乡内有季子墓、申港、毗陵山。”《嘉靖江阴县志·古迹》：“十字碑在申港，古篆文，孔子所书季子墓铭也，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东汉袁康《越绝书》及太湖地区历代旧志皆载：“古延陵在晋陵，墓在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世传圣人书。”故可认定季札墓葬晋陵申浦确信无疑。四是季札后裔居于舜山之周。关于季子后裔世居舜山（申浦）一事，历代《延陵吴氏宗谱》皆有记载。明景泰癸酉年（1453），吴氏裔孙吴润谱叙：“自德一而传至国朝，夫太伯之下，世代迭更，中多名公宦迹。然不无支流失序之病，而承事郎德一，则蓬之所生，蓬则直方公所生也。直方为翰林修撰兼知枢密事。其先居江阴，后移松江。凡四世左丞相初荐公为宣院同知，经晋陵谒季子墓，慨然赋诗，有故土之怀，乃命孙德一徙居墓南吴下里焉。《延陵吴氏宗谱》载：“季札后裔至元末明初，分为文、武、德、功、忠、孝、义、祯、祥、和、顺等十二支派，其中德一公奉祖意由松江迁归故里吴下桥，与德二、德三皆归葬故里，三人墓冢在矣。”对于季子躬耕地，沈建钢、吴再兴著《季札躬耕处吴下里研究》一文提出季札躬耕吴下里有五大原因。第一，敬仰和仿效舜帝，弃室而耕。季札到先圣舜帝教化和生活过的地方来躬耕，有袭先圣遗风之意义。既然舜帝在山上耕种过，季札抱着仰慕和自食其力的目的，在山下耕种，而不与舜平起平坐在山上耕种，这也符合季札的守礼作风和谦逊的做法。第二，吴下里具备躬耕和居住的独特优势。这里位于舜过山下，抬头向东望去，舜过山上舜庙、舜田、舜井等虞舜躬耕的遗迹隐隐约约就在眼前，时时能沐浴虞舜品行的洗礼；这里地势较高，没有水患威胁，适合居住和躬耕。第三，交通便捷。从吴都梅里出发，经伯渎河—太湖—芙蓉湖—舜河，到舜过山下吴下里耕种，来去方便快捷。这里北靠长江，东临芙蓉湖，进出自如。第四，地域距离适中，离吴都不远。而且远离前线战场，有安全保障，无战争之虞。第五，环境优美。这里依山傍水，植物绿绿葱葱，土地肥沃，环境优美。于是，17岁的季札毅然决然离开吴都梅里，“弃其室而耕”，就来到延陵舜过山下吴下里。
根据史料分析，我认为季子选择舜过山下吴下里躬耕有六大依据：一是史料依据。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在《续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季札躬耕处，芙蓉湖西马鞍山下。”南宋时常州知州史能之修的《咸淳毗陵志》，清朝常州人李兆洛主修的《武进阳湖合志》，都对舜过山进行了解释。马鞍山，又名马凹山、舜过山、舜耕山、舜山。因此，季札躬耕处，芙蓉湖西马鞍山下，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考证，在今天的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翟家湾吴下桥。二是地理依据。
宋《咸淳毗陵志》晋陵县地图表明，舜山南一带当时还是水域。明代翟正臣创作的《舜山八景》诗作之一景《三阙湖光》载：“四围山色抱湖光，一境天开淡渺茫。日欲射衣银闪烁，风还吹玉碧琳琅。”《舜山八景》另一景《芦洲连碧》诗载：“猗猗猎猎乱芦洲，一片波光白荡头。鱼鸟恋人闲取态，烟云弄影淡还愁。”说明舜山南还是在芦洲和白荡里。根据谷歌地球软件测量，舜山南一带海拔高度为0～4米，属于浅水滩涂（湿地）地带；吴下桥一带海拔高度为5～6米，属于高冈地带，且有舜河等灌溉排涝，具备躬耕条件，适合季札躬耕。
三是吴氏集聚依据。吴下里，一名吴下桥，古地名，载见明代史志，是季子的躬耕地，也是季札一脉的发源地。吴国灭亡时，季札后裔为躲避战乱，被迫离乡背井，四处谋生。从楚、秦、汉至唐、宋、元代，在吴下里及周边聚居的季子后裔，一直处于一种来回迁徙的状态。唐朝吴光烈、东晋镇北将军吴豫的妻儿先后回归吴下里；宋朝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的曾祖父也是从江阴迁西北，后在南宋时迁回常州等等。光烈之后、元代集贤大学士吴直方祖上也是后来迁往外地的。吴直方到季子墓祭祀后，令其长孙吴德一返回吴下桥，在季子躬耕处定居并守墓。德一公被列为吴下桥至德堂回迁祖，这支血脉代至今已在此定居600多年。郑陆镇现有吴姓居民一千二百多户，四千多人，以吴下里长四房村为中心，吴姓为主的自然村（生产队）就有八个，还有其他吴姓村庄，形成了一块吴姓季札后裔集中居住生活的区域。
四是墓葬依据。《史记·吴太伯世家》三家注：“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三国魏王象《皇览》中载：“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太平寰宇记》载：“季子墓在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毗陵县、晋陵县都为常州的古名，暨阳乡后为暨阳县，当时属常州所辖县，今为无锡江阴市。《越绝书》云：“季子冢古名延陵墟。”为了凭吊季札，后人在墓边建造了季子祠，从汉朝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为官民共祀。后来，季子祠一度荒废。宋朝常州知州朱彦对照史书，通过寻访，在暨阳门外三十里申浦之侧找到了季子墓，并对季子祠、墓进行修整。吴下里与季子墓在同一区域内。至德堂《吴氏宗谱》第一卷民国18年（1929年）修谱序言中载：“季子墓南五里，曰吴下桥，因吴氏子孙聚居而得名。”即吴下桥向北不足五里即到季子墓，这符合丧葬习俗；从躬耕地居住区至墓葬区，不足五里，也符合葬礼的常规。
五是历史遗迹依据。根据考古挖掘，在天宁区郑陆镇三皇庙村的寺墩遗址，分两个文化层：下层属崧泽文化，上层属良渚文化，距今约 4500年。另外，在舜过山西北方数十里的璜土镇，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的高城墩遗址，说明在舜过山下的高冈地区，新石器中晚期就存在人类文明了。具体有历史遗迹延陵墟、吴下桥。东汉著名学者袁康《越绝书》记载：“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称‘延陵墟’。”延陵墟即延陵邑城遗址，邑城的范围应该包括翟家湾、吴下里和季子墓一带。明万历《毗陵高山志》附图《毗陵高山志图》表明：翟家湾四周均有河，并标明是“城河”；还有“东城门桥”“马岸”地名（马岸：古时走马的官道）。古“马岸”今为前马岸、后马岸两个自然村。季子躬耕地周围百姓聚居。吴下桥（又名河下桥），既是桥名，又是村名和地名，吴氏族人聚居地。吴下桥坐落在老申浦河上，处于东、西吴下桥村之间，为金山石平桥。此桥是吴下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明万历《武进县志》（卷二·大宁乡）、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三营建·桥渡闸坝）有记载，距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
六是文化遗存依据。季子躬耕舜过山下吴下里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1）吴王村，意为“吴王（吴季札延陵王）曾经徙移来到这里耕种过的村子”。它在清道光《武进阳湖合志》（李兆洛主纂）中始见。（2）至德堂吴下桥《吴氏宗谱》，共二十卷，记载了从吴太伯至今吴氏家族的繁衍发展脉络。南宋文天祥为宗谱作序，留有十分珍贵的史料。吴氏德一公这一支族人，从明朝初年回归季子躬耕地，到季子故里守墓和生活，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根深叶茂，人才辈出。（3）民间故事。方前村村名的由来，讲季子在舜过山下吴下里躬耕期间拾金不昧、归还失主，后来失主寻访季札的故事。枣树挂钱的故事，讲季札仆人吃了别人树上的枣子，季札把应该付的钱挂在枣树上的故事。还有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记述了季札呼延陵高士披裘公拾金之事的故事。上述六大依据环环相扣，具有充分说服力。
2018年10月30日，天宁区政府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常州维景国际大酒店，就“季札躬耕吴下里”这一主题举行学术交流与研究，并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等 16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组，通过专家论证达成共识：一、季札让国躬耕在延陵，延陵邑在今常州境内。二、季子躬耕处在芙蓉湖西马鞍山下吴下里。三、吴下里是季子故里。论证会专家建议，请天宁区政府联系有关部门，对季子躬耕地遗存遗址（如：延陵墟）进行考古挖掘，以提供新的佐证。季子躬耕地和墓葬地，是传承弘扬季子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季子墓特别是季子躬耕地的建设与保护时不我待。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加大投入，不分区域归属，携手合作，把这两处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季子历史遗存建设好、保护好，以最理想的姿态，展示在人们面前，让季子文化的传承世世代代、生生不息，造福于子孙后代。
本文所引文献与资料的主要来源：
1.沈建钢、谢达茂编著：《延陵季子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2.沈建钢主编：《季札躬耕舜过山吴下里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3.周群著：《季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作者简介：吴林华，江苏海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州市人大代表、常州市天宁区人大代表、江苏省季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季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季札第八十五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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