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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讯（吴蜀丰敦煌报道）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法研究者，一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潜心钻研二十多年编写了一部代表着华夏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鸿篇巨著，以天衣无缝的精度向世人展示了华夏传统文化的无穷奥秘和智慧。但在他几乎将自己拖向了穷困潦倒、踵决肘见的境地之时却迎来柳暗花明。

日前，在敦煌由世界至徳总会董事局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高峰论”期间，王帮良的《华夏历典》厚厚的书稿得到了世界至德总会董事局主席吴希民、总裁吴荣华的首肯和高度重视，拟定计划将《华夏历典》出版打造成国礼级礼品呈现于世，他们在详细了解作者或作品后作出了特殊安排，并计划启动特别行动计划，以实现至德把《华夏历典》浩翰巨著推向全世界行动！让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宝贵知识展示全球。目前已定投入资金15万为《华夏历典》出版专款专用。

王帮良告诉记者，《华夏历典》文字有150万字，书稿复印费花过二万多。喜的是“至德”高层慧眼识珍珠启动了特殊行动计划，为尽快把该典打造成一部最高级别的“国礼”礼品，文化是大家的，只要世人能见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知慧，今生再苦再累我永不止步！我为国家作貢献是华夏儿女的天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王邦良认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中重要的制历节点，是中国历法中的精髓，它的成功申遗，对于弘扬华夏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深远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激动之余，王邦良的神情却有些落寞。他二十多年辛辛苦苦抚养的“孩子”，他半生心血的结晶，如今却静静地躺在一个名不起眼的角落里，任由灰尘落满全身，面临“夭折”的危险。

“愚公移山”出生于兰州市榆中县的王邦良自幼酷爱天文历法，18岁起便跟岳父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那时候，我每次去岳父家，岳父都会教我一些新东西。怕被他看不起，我去之前一定要把他前面所教的那些弄懂吃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邦良见证和验正了民俗文化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实际作用，对经久不衰的传统民俗文化不断探索，对其真假和虚实一一作了深究。

王邦良发现，“虽然目前国际上通用公历，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公元1582年10月15日之前公历的使用还很混乱，有人用儒略历，有人很早就使用公历，这还不包含各民族、各地区和各国特色的各种‘历’。”在苦寻一本“完美”的历典未果之后，王邦良萌生了一个念头：编著一部长时段的、精确的“公历”和与“公历”相媲美的符合月球运行规律的“月历”，一部通今贯古、考往验来的“万年历”。

王邦良说，“虽然千百年来无数历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试图复原上古历法，但是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制约，断断续续的各种名家历表，虽然满足了不同时期的需求，但对于严谨的科学和现代标准来讲，‘历’史不容有一天的误差，历史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历’史之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编著一本‘万年历’的原有之一。”

编历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其工作量可称之为“愚公移山”。“要从4米厚的源稿中用千页之篇幅为读者呈现一部内容齐全的万年日历，其艰难程度和繁重的工作真是不堪回首，其严格的精度控制和海量的校勘工作更是骇人听闻的。一天之差将会前功尽弃，时时在体验着什么叫如履薄冰。”王邦良说。历时20余载，耗费老人无数心血，上溯公元前5036年，下至公元6199年，共计11235年的《华夏历典》终于呱呱落地。“五历回元”在《华夏历典》中，王邦良集“历”之精华，纳先贤之妙作、融中西“历”文化之最，将太阴历、新夏历、公历、儒略历、古夏历“五历回元”，并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编历系统。为了便于计算，将阴阳混淆的“阴阳合历”彻底分离，形成由太阴历、新夏历、公历为主的历系统程序控制，辅以儒略历、古法夏历。用干支、二十八宿、星期和儒略天纪日，使目前基本通用的几种历都建立在以天为准的基础上，使各种历法达到最高、最精确的高度统一和无缝链接。分别表示：“阴”是纯正的“太阴历”，以《太阴历月谱图》每504年、6048个月、178601天为一个循环周期，循序渐进，保持了太阴历也就是以月亮绕地球每个月29.53058867天的精度，以50万年内误差不足一天的精度保证《华夏历典》的精密；“阳”是纯正的公历，把以地球绕太阳公转而形成的二十四节气以公历计算，以《周易》阴阳六十四卦周期原理，以每回归年365.24219879天的现代天文数据，建立了一套公历128年46751天与二十四节气的与全球现行通用公历的转换系统，使公历的精度也在十几万年内误差不足一天。把“夏历”闰年、闰月的设置作了历史以来最精密的安排。即以334年设123闰，也就是“夏历”每334年共4131月为一置闰周期。以“太阴历”6048月月朔独立运行。同时在置闰周期334年中，以19年小周期中的1、4、7、10、12、15、18年为置闰年，以闰8、6、4、2、7、5、3月相对应，不断循环，至334年为止，重复循环。使应闰年和应闰月基本固定了位置，从而为“夏历”编排奠定了基础。

以新颖和独具特色的方法和原理编排了“历”，把纷繁的历分解为太阴历、夏历、古夏历以正月为起点，公历、儒略历以每年3月1日为起点的排列格式，并从中归纳出太阴历、夏历、古夏历表示每年大小约排列顺序的14个模块和公历、儒略历只有一个的模块。达到了把《华夏历典》浩瀚如海近几米厚的基础日历缩减为只有千页左右，实现了携带方便、便于珍藏的经典之作，更实现了便于互联网传播和计算机自动检索功能的基本素材积累。“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不懂‘历’不为翰林之说，可见‘历’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对技术含量的要求之高，《华夏历典》充分应用了传统文化中数术学说的原理和逻辑性规律，通过编‘历’，让这门深奥的学科进入大众，有利于教育和培养中小学生趣味数学和开发智能。”王邦良说。《华夏历典》完成后，为验证其精密度，王邦良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尚书、春秋经传、竹书记年、周易、皇极经世、三皇五帝纪、纲鉴会纂、中国通史等大量史书和出土文物铭文及竹牍文献一一审阅。

在验证了《华夏历典》的精准度可靠无疑的同时，“剑”指历史记载中的诸多疏密。“只有精准的通今贯古之‘历’，方能验正文献记载的真实面貌。如在春秋时期经传记载中多有‘无冰’之说，实质上有的‘无冰’之说是由于当时失闰而造成的，并非是‘暖冬’之说。”王邦良说。同时，依托《华夏历典》精密的检索系统，王邦良对孔子生日之争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早记载孔子生日的《谷梁传》中在襄公二十一年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而《公羊传》在襄公二十一年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由于两条记载略有不同，《史记》作者司马迁误为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孔子生。虽然历代学者争议不断，因人们对司马迁功高之迁就，被认可后至今行用。实际上通过《华夏历典》校正，《谷梁传》《公羊传》两书记载都是千真万确的。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周历十月二十一庚子日是正确的。”王邦良考证道。

“科学也需要呐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法爱好者，一位年及古稀的老人，潜心钻研二十多年，编制了一部代表着华夏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鸿篇巨制，以天衣无缝的精度向世人展示了华夏传统文化的无穷奥秘和智慧。但他却将自己拖向了穷困潦倒、踵决肘见的境地。在巨额的出版费面前，家贫如洗的王邦良心急如焚、惶惶不安。“如今，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即将划上休止符的阶段，但对历法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却陪伴了我二十多年。倘若因资金的欠缺而导致这部历典‘失传’，实在是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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