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普及讲座 171社会经济学家吴斐丹

发布时间：2020-02-17 02:58 来源：天下吴氏

中国报道讯(通讯员吴美福)【编者按】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今苏南、浙北一带为代表，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荆吴和先吴以及最重要的吴国文化为基础，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吴地文化的区域包括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苏南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区域。

吴氏科技翘楚人物传——社会经济学家吴斐丹，原名汝勋，笔名斐丹、映雪、赤松等，生于1907年，浙江义乌稠城镇石古金村人。经济学家、人口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通晓英、法、德、日、俄五国语言。

1907年7月，吴斐丹在稠城镇石古金村的一幢民宅中呱呱降生，是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位教书先生，母亲是位纯粹的农民，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吴斐丹出生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满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之际

他5岁进蒙馆那年，辛亥革命胜利，男人剪去了长辫，少女不再缠足，社会起了变化。不久他转到新式小学读书。

父亲是个旧知识分子，保持着耕读传家之风，家中留着一些土地，在传道授业之余参与耕作。受父母影响，少年吴斐丹对家中的农活几乎样样都做，如割草、打柴、辗谷、播种、收割等等。进入中学后，吴斐丹平时不常回家，但寒暑两假中的农事劳动仍是他的生活内容之一。长期的农事劳动，使他对农民的贫困生活和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受这种生活环境和当时学校教育的影响，吴斐丹从小就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

吴斐丹读书环境比一般人家稍好，但家庭经济并不富裕。读大学时还要靠亲友的接济和帮助。因此，吴斐丹很早就想自己写稿来维持生活，以减轻家中的负担。

1921年暑假，17岁的吴斐丹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与吴晗、千家驹同年级。第二年转学省立第一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读书。进人中学后，吴斐丹为了实业救国，比较重视数理两科的学习。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学校又经常请鲁迅、陈望道、胡适之、徐志摩等学者、教授来校授课或作报告，吴斐丹对新文学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作为经济学家，他最先以“映雪”笔名投稿，创作并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短剧等文学作品。

1925年夏，吴斐丹考人厦门大学预科班。1927年，考入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原名为武昌大学，后改名为武汉大学)，并任校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学生会负责人。

在武汉读书时，吴斐丹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那时，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汉俊，讲授唯物史观。吴斐丹经常去听他的课，政治思想上深受其影响。不久，武汉大学内革命情绪高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最后学校被武力解散。在武汉大学本部所在地附近东厂口省议会厂坪上，吴斐丹亲眼目睹了李汉俊和另一位教授及进步同学数人被活活枪杀。

在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吴斐丹终于明白了，如不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实业救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也不会有新的出路。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反动派的屠刀，吴斐丹的“实业救国梦”破灭了。

1927年下半年，报纸上经常报道反动派枪杀进步青年的消息。父母对远在武汉的儿子非常担忧，不让吴斐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求学。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吴斐丹于1928年春离开武汉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直到1930年冬大学毕业。

在复旦读书时，吴斐丹参加了上海学联、左翼作家联盟和社联的活动，活跃于复旦校内进步同学、教授之间。大家一起在报刊上发表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出版各种刊物书籍。

1931年春大学毕业后，吴斐丹就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伦理学和高等代数，并在复旦中学教西洋史。1932年下半年由复旦时的同学介绍，到《申报月刊》社工作。当时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为了适应编辑工作，1933年9月，经报社同意，吴斐丹东渡日本进行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学习。在日本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相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院)学习，又在德国人创办的上智大学夜校学习德语，还挤时间到日本各地考察，为《申报月刊》、《东方杂志》等报刊发回大量的通讯报道和经济研究论文，客观地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情况。吴斐丹去日本的初衷，主要是想比较深入地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后来由于现实的需要，逐渐扩展到各种经济理论的研究。

1937年6月，吴斐丹从日本回国，继续在《申报》工作。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吴斐丹被报社派往昆山前线担任战地记者，后随军撤退，辗转苏州、无锡、宣城、歙县、南昌、长沙、武汉等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2月，吴斐丹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日寇占领南京后，随即进攻武汉。在此期间作为政治部秘书，由于两党间的磨擦和矛盾日益加深，吴斐丹觉得工作很困难。于是在政治部撤离武汉去湖南的途中离开了政治部，几经转折到达香港，为生活书店编写《战时日本年鉴》和《抗战史料》，同时继续为大陆的《国新社》及其他报刊撰写文章。不久广州沦陷，香港成了孤岛，出版物寄运到内地非常不易，《抗战史料》的资料来源和出版也都发生困难，编辑工作只好停止。1939年5月受复旦教务长李炳焕的邀请，吴斐丹转道去重庆，到迁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从1939年下半年起，吴斐丹以教授名义相继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震旦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兼任教学工作，主讲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1941年曾一度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又被选为政治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考虑到行政事务影响教学研究，不久又辞去了这些职务，专心于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

吴斐丹后来虽然长期在高校任教，但并非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学究式人物。他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否则学术研究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他做学问总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而研究的范围很广，从农村经济、财政金融、人口问题到外国经济学说史等等都有所涉及，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他那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固然是受早期参加社会运动影响，但究其根本是与他从小养成的以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斐丹一度致力于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吴斐丹为新中国的成立深感欢欣鼓舞。建国初期，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年富力强的吴斐丹渴望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新中国经济的复兴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在建国初，作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所必需的统计资料却是保密的，偶尔公布几项主要数据也是真伪难辨，这使吴斐丹大为苦恼。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不久便碰了一个不小的钉子。吴斐丹与人口学家马寅初私交很深，对于人口问题两人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解放初期马寅初提出了人口问题的意见时，吴斐丹也发表了文章。在1957年发表于《文汇报》的《洪亮洁的人口思想》中，他提出：“土地有限，人口不能无限增加”的观点，亦被当时的极“左”路线指责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口问题的研究也被迫停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定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的方向。

吴斐丹早年就精通英、法、德、日四国文字，解放初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他又自学了俄语，中老年人学俄语，一般很难见效，但吴斐丹却进步很快，用不了多久就能阅读、翻译苏联著作和文章，原因是他原先就精通几国欧洲语言，特别是德语，与俄语同属印欧语系，可以触类旁通。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务实求真的治学之道，竭力希望从国内的经济实况、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所帮助。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直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于是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于1957年创办了一份专门翻译介绍外国经济文献的刊物《世界经济文汇》。他编辑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简单地选登来稿，而是自己先大量地阅读各国经济刊物，筛选出有针对性的文章分别请青年教师翻译。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年代，这份刊物给闭塞的经济学界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深受经济学界欢迎。

由于吴斐丹的治学道路与当时一些极“左”思潮的领导不合，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为复旦第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拖出来批判。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十年文革期间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吴斐丹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很奋发，别人劝他休息休息，该保养身体颐养天年了。他却说：“知识分子切不可清闲。我有点知识，应该抓紧为人民多做点事情。”“文革”十年，中国人口增加了近2亿。这一现实对吴斐丹来说比起自己受迫害、被批判要痛心得多、难受得多。他觉得我们国家再不能忽视抓人口问题了。在别的教授、学者们还心有余悸、不敢沾手时，吴斐丹却断然提出要在复旦大学成立人口研究室。在他的努力下，人口研究室很快批准成立。于是他抽调几位青年教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不久，这个人口研究室又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申请到第一期研究经费23万美元。各种设备很快运到。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

条件的优越，意味着责任的重大。吴斐丹决心努力把“人口研究室”这块“蛋糕”做大。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0年上海市人口学会成立，吴斐丹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吴斐丹深刻地认识到，人口学今后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而这门科学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什么基础。国内资料缺乏，所以很希望集思广益，培养一批后继者，共同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而努力。1981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复旦主持了大型人口问题培训班。1981年春，75岁高龄的吴斐丹率领中国高等学校人口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进行了历时34天的考察。由于他在国外学术界具有—定的知名度，由他带团出访，很受外国学术界重视。这次出访，为加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人口研究机构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9月12日，吴斐丹与世长逝。

吴斐丹一生发表政治经济和人口理论方面论文数百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济文献和经典著作，翻译和撰写的专著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经济组织论》、《战时日本全貌》、《外国经济学说史》等。其人口理论作为代表性理论观点被收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出版的《中国人口的斗争》一书。

吴斐丹生前曾担任上海市社联委员、上海经济学会理事、上海人口学会会长、上海社会学会顾问，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常务委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顾问等职务。他的去世令复旦和上海的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深感悲痛和惋惜。

【作者简介】吴美福，男，1956年10月生，福籍赣邑万年县，现定居县城。函授政治学本科学历，1997年任万年县吴姓文化研究协会会长于今年已十一年，2013年任江西赣东北吴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会长至今五年，2017年发起闽浙赣吴文化经济促进会。2013年参加发起“泰伯论坛”，多年来，致力于吴氏联谊恳亲，联系、联络各地吴家，走访了绝大多数国内各地宗亲和一部分海外宗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