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吴氏网讯(吴蜀丰)【编者按】古周氏族领袖，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古公亶父周太王,有三子即泰伯,吴氏开姓始祖泰伯,传代始祖仲雍,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泰伯公､仲雍公以旷古绝伦的胸怀，三让天下奔吴，成就周王朝八百年江山成为千古颂扬。
孔子《论语》第八篇《泰伯》，司马迁《史记》第31篇《吴太伯第一世家》均有记载。康熙皇帝曾为其题匾《至德无名》,乾隆题匾《三让高踪》。吴姓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七次建国史，在宋朝官方版《百家姓》中排名第6名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当代中国百家姓中排名第九位，即“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全球人口近3800余万人，从古至今，无论在政坛、军事、工商、科技、文学艺术、医学界等行业，吴姓人才辈出，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永远是学习的典范。
据不完全统计，吴姓当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达70余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吴有训。他的得意门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如钱伟长、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书画名家吴道子,吴昌硕、吴友如、吴镇、吴历、吴冠中，吴法鼎及著名作家吴承恩,吴敬梓等。吴姓开国将军48名。国民革命军吴姓将军79名。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投诚的吴姓将军16名。
医学界名家，如《吴氏儿科》《古今医方集成》《病源辞典》《药性辞典》《医药精华集》《诊断学》《儿科要略》《吴克潜医案医话集》等著作的近代医学家吴克潜。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温疫论》作者吴又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神之一 保生大帝吴夲，三国时著名医学家华佗弟子吴普,著有《吴普本草》六卷，又名《吴氏本草》。乾隆题名《医宗金鉴》总编撰吴谦， 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安宫牛黄丸”发明制造者吴鞠通。清代医学家被称为中国医学史上“外治之宗”吴尚先。
当代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吴祖泽，中西医结合专家吴咸中，古人类研究专家吴新智。现代《吴氏中医秘验方精选》《房事与性病秘验方集锦》《吴氏中医神奇秘验方》《中华名医验方精选》《易经正宗》《易经求真》《易经解密》《小儿推拿》《肿瘤癌症的临床诊治》《针灸临床运用》等专著25部吴氏至德堂中医第十代传承人吴风平。第十代中医传承人､黔苗谷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吴恒等。
吴姓子孙不仅从内陆迁徙，还远播国外。早期吴姓主要迁往邻国旳越南、日本、朝鲜，后来又陆续迁往南洋诸岛繁衍生息。据有关史料记载。公元前450年吴人东渡日本，吴国王室的一支演变成日本皇室是吴太伯的后裔。吴王寿梦四子季扎的五十世孙吴权公元939年在越南称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吴朝，南越政权最后一位总统吴庭艳即吴权之后裔，在越南200多个姓氏中吴姓排名第六。东汉时吴风进入朝鲜，在朝鲜143个姓氏中吴姓排前20名。吴姓移名在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缅甸及欧美等地,吴姓子孙几乎已遍布全球。
据《路史·国名纪》记载：始祖黄帝的母亲名叫吴枢。《三国演义》吴国夫人吴国太（孙权之母）。刘备吴夫人,车骑将军吴懿之妹。历经六朝，辅佐四帝，中国历史上唯一与皇帝走完金婚宋高宗的皇后吴瑜,不仅被丈夫宋高宗宠爱了半个世纪，还先后受到了宋孝宗、宋光宗和宋宁宗三位皇帝的优待和敬重，享年八十三岁高龄，称宪圣慈烈皇后。当代吴姓名人中如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学谦、吴桂贤，美国原子弹的“核弹女王”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吴帮国，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台湾原台北市市长、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吴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妻子为著名作家冰心。
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1946年，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在此期间，吴文藻广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满怀爱国热忱，于1951年返回祖国。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0年被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 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据吴文藻的遗嘱，没有进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经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学从1996年开始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以奖励后进。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学者生涯1919年，吴文藻在清华学堂就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就激起了吴文藻的爱国热情，吴文藻毅然加入，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吴文藻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吴文藻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吴文藻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与科技进步，正是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除此之外，吴文藻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先生到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1933年，吴文藻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便利。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吴文藻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这当然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1949年以前，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尽管如此，在云南期间，吴文藻先生仍在云南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之后在抗战期间，吴文藻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1949年，吴文藻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文藻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吴文藻心中非常兴奋。
1950年6月，吴文藻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回到了中国的吴文藻先生虽然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然而吴文藻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学却与其吴文藻相关学科一样，遭遇了被取消的命运。1953年10月，吴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此后就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吴文藻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时的吴文藻只能极力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后的吴文藻先生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1959到1966年期间，吴文藻与费孝通（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的释文等，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此外，吴文藻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
1931年，在燕京求学的费孝通因病住院，使得费孝通没有能得到当年的学分，为此不得不延长一个学年。这延长的一年，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和生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文藻得以从容安排得意门生此后的学习与研究，让费孝通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为后来把费孝通引荐给当红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基础，此举将费孝通领上通往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阶梯。也是在这一年里，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物之一罗伯特·帕克应吴文藻先生之邀来华讲学，吴文藻带领学生走出书本和课堂，多接触实际生活，使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
在吴文藻看来，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吴文藻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这些调查成果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却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积累资料作用。
1979年，21岁的王庆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文藻先生门下。王庆仁对第一次去拜见恩师的情景记忆颇深：十多本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原版书摆在书桌上，那是吴文藻先生要求王庆仁在两个月内要看完的！在吴文藻先生门下几年，王庆仁教授对恩师平和宽厚的长者风范更是有了深切的体会：吴文藻的藏书可以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看，并把自己做的卡片夹在里面，作为参考。“吴师做事情非常仔细。仔细到吴文藻看我们的稿子，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么地方落一个字母，吴文藻都能给你纠正过来。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现的时候，吴文藻还是会心平气和地给你指出来，从来不批评学生。”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细节，王庆仁仍感慨良多。
作为师长的吴文藻注重的是学生学问的长进，至于学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恋爱问题，吴文藻则很少过问；倒是冰心老人经常和学生有说有笑，学生的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都在冰心老人关怀之列。这一点好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习惯：吴文藻先生最初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恋爱结婚，都是冰心帮忙操办的。
吴文藻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冰心（谢婉莹）是我国“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他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56年的恩爱夫妻。冰心同志在80高龄的时候曾风趣地讲述与吴文藻的恋爱经过。1923年，冰心在燕大女校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留学。吴文藻先生是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8月中旬，吴文藻与冰心同时由上海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当时的冰心已是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不乏追求者，却无意中人。在船上几位女同学告诉她：“在这条船上有清华一个男生，个子高高的，走路都扬着头，不理睬人。听说人家给吴文藻介绍过好几位女朋友，吴文藻一个也相不上。咱们去看看怎么样？”这话引起了冰心的好奇心。她赞成一起去见识见识。
冰心见吴文藻果然是一位仪表堂堂而却十分高傲的小伙子。冰心自然也不甘示弱，就大大方方和吴文藻攀谈起来．她发现小伙子很和她谈得来，那傲气全无踪影。将近半月的船上旅行生活，使吴文藻俩建立起奇遇的友谊。踏上美国国土后，由于分赴两个学校，又是你东我西，便分道扬镳了。而后，这个骄傲的小伙子，隔几天便给她寄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一段时候。杂志里面夹一个小条。再过些天，小条变成了宽条，都是用英文书写得整整齐齐。再过若干时候，写来了信，投来了情书。冰心发现小伙子是真诚的，便也呼应起来。往返的书信，密切的来往，使这一对远在异乡的年轻伙伴，渐渐地由相知而相爱。
在1926年冰心女士于威尔利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返国时，捎上了一封吴文藻向她的正式求婚信件，这是要呈报冰心父母亲的。1929年6月15日，吴文藻与冰心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新婚之夜，俩人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后居于燕南园的一座小楼里。吴文藻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她的照片，她问吴文藻每天是否真的看，吴文藻说当然。有一天，冰心从镜框里取出自己的相片换上影星阮玲玉的，吴文藻好几天也没发现。她提醒吴文藻：“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的?”吴文藻这才笑着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吴教授专心于学术研究及安排学生出国深造，冰心肩负着教学写作、养育子女的责任。
抗战爆发前，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进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其中有几个小“典故”。吴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员买“马”。有一次，冰心与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赏花，被从书房里叫出来的吴先生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看着丁香说：“这是香丁。”吴文藻竟点点头说：“啊，香丁。”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为送父亲一件双丝葛夹袍，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居然要买一丈“羽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算弄明白。冰心父亲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视而笑。
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吴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示了该诗，梅校长看罢加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玩笑一开，在场的清华同学都乐了。1942年，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病，当脉搏只有一分钟36下时，冰心两腿发软。出去找人，一个小山坡也走不过去，只觉着丈夫要“完”。然而，吴文藻在重庆“中央医院”奇迹般地缓了过来。出院后的补品只有亲戚送来的一只鸡、两个广柑。
1944年，吴文藻赴美参加“战时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处理。1946年，吴文藻与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吴文藻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与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国。1957年，吴文藻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冰心同志极度痛苦。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就和邓颖超大姐把冰心接到自己家里，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吴先生的事，需要的是你关心吴文藻，帮助吴文藻，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了困惑中的冰心极大的温暖和鼓励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66年，“文革”爆发，二人都靠边站，住牛棚。1979年，吴文藻重新工作，带民族学院的研究生，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与自己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遗嘱把三万元存款捐给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奖学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与世长辞。吴文藻早就说过：“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吴文藻先生的错划问题彻底平反后。吴文藻与冰心夫妻之间更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都是一样的不服老，不间断地从事着写作和学术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谓丰富、和谐、充实、快乐。
代表作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中国少数民族情况》《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现代法国社会学》《德国系统社会学》《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社会学与现代化》《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最早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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