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吴文化
发布时间：2017-10-03 19:05 来源：中国报道
浅谈古吴文化
●吴世雄
文化的基本概念，自从地球产生人类，形成人类社会，也就相应地产生了文化。若要谈论吴文化，就应该先弄清“文化”这个大概念，否则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化，概括地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文化是物质的溶化，经过提炼而形成的结晶体，是通过物质形态和行为表现出来，是人类的思维在千变万化中出现的产物，这也是人类在不断求发展的进程中推动、深化和创新，逐步向更高层次不断演化、推进。从哲学的角度讲，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又影响物质，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附合事物发展的基本理伦的。
“文化”二个字的定义有达数百种之多，就地域而言，“文化”在整个地球上呈现，遍布于全世界，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中国文化。因此远古时代是没有“中国”这个概念，一般就用“中华”来表示。要了解一个国家自然要认识其国情，所以，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性质，以及它的“源”“流”“今”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所以“文化”不仅表现记录在典籍与某种独特的技艺，而且也是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体现。
许多外国人的比较喜欢研究或了解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代文化，而相对忽视对于近代（1840年起）、现代（1911年起）、当代（1949年起）和新时期（1978年起）的中国文化的了解。由于不了解从“源”“流”到“今”的变化过程，因此就不能真正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肉关系。而在中国的21世纪里，对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不仅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又决定行动。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如果按历史时期来划分，又可分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四个大时期，而吴文化的源头是属于中古时期，是商朝末年才展开的。
在中华大地上，温藏着古代文明的无数宝藏，从已知的考古地域来说，已经发现的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菘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还有嘉兴一带的马家浜文化，所有这些，多数是史前的，是那些古人类、原始群居族人，以及历代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们，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死后带入地下，为他们的灵魂所获有。从坟墓，地坑，石洞中挖掘出来的许多物体、画卷、石刻文字留下的记载中，有力的证明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深度。文化本身的作用，也保存、保护了远古时代和各代王朝所产生的文化。
吴国兴起的历史踪迹
相传在商代末叶，周人的首领周太王古公亶父三子中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因看透父亲传位三子的心思后，就亡奔江南，断发纹身随俗荆蛮，得到了荆蛮人的拥戴，建立“勾吴”小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才有了“吴氏”地域。大约过了六百多年，传至其十九世纪寿梦（公元前585年立，前567年卒）到诸樊的儿子阖闾接位时，吴国已称霸东南，直至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打败，伏剑自杀，吴国灭亡。自寿梦至夫差四世共112年，在《吴越春秋》等古代文献中都有相当全面的记载，但在寿梦向前推至泰伯的六百余年里历史都是一片空白。史书上文字记载不多，可作证的文物更少，这段历史始终掩在迷露中，无处了解其真正的面目。为此有人就怀疑吴太伯奔荆蛮的真实性，误认为周族人的势力范围还没能到达长江下游的江南。
1954年在镇江东部三十公里处，即大港长江的烟墩山出土西周早期宜候矢簋（注：宜是封号，矢是人名，簋是盛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二十余件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矢簋底部有126字铭文中可读出的118字，经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考古学家唐兰等人考释，认为是西周早期的一篇记载奴隶主分封制度的重要历史文献，铭文发表后轰动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唐兰先生考证认为矢是仲雍第四世孙周章，他被封为宜候，封地就在墓地附近，这样铭文就使得文献中太伯、仲雍奔荆蛮等吴国史科变得清晰起来，说明太伯、仲雍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的荆蛮文化的结合，可以说是吴文化的开端。
著名的女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照燏正是通过宁（南京）、镇（江）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即1951年在江苏江宁县湖熟镇发现的距今三千余年的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的，一种地域性的青铜文化）和矢簋等青铜器的研究，首先提出了对这一带从商末到春秋的青铜文化，这在考古学上就开始立称为“吴文化”了，从而拨动了笼罩吴国早期历史的重要迷雾。
在宁镇地区有不少古老的土墩墓，他是平地起封，无棺椁等葬具，墩高五至十米，面积大的有一百多平方，小的十几平方，墩内有单葬和家族同葬，随葬的都是原始瓷器。单葬的以青铜器为主，多为贵族墓葬。其中那种仅出土江南风格的青铜器，不为荆蛮土著族中贵族墓葬，这就进一步证实古代所载关于“太伯、仲雍乃奔荆蛮”的传说是可信的。到此，古老吴文化的历史迷雾已经揭开，它的历史一直要追溯到三千年前，太伯、仲雍奔江南，开创了吴国。
中原在历史早期是个开化发达的地域，那时的农业稻作文化中优良品种已相当成熟，而江南如镇江、无锡、常州等地均属沼泽地带，荆蛮之地，刀耕火种。所以中原先进地区与落后的荆蛮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当太伯率领先民来到无锡地带后，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步地被当地人融合和同化了，与他们打成一片，把北方的先进的文化与荆蛮之地一结合，就产生了丰硕的果实，也由此建立了威望。而后才得以成为吴王。
吴文化的起源背景
万事都得从源头谈起，从《史记：吴太伯世家》云：“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候”。当是武王伐商立周，政局尚不稳定，百废待兴，更要防止殷商残余势力复辟，史书上只提武王寻太伯，而武王在位四年，早死。子成王年幼，加之周室内乱，叔周公旦摄政平乱后，寻太伯之后的任务是由成王完成的，当时成王根本不知道曾伯祖父太伯、仲雍其人其事，完全是遵照武王和叔周公的意愿才知道个中原因和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段历史，《史记》上只有文字叙述，而没有物证，尤其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纹身，考古学家早有定论，认为主要地域为江苏宁（南京）镇（江）地区以及临界安徽当涂、宣城芜湖一带，那个时期的荆蛮族主要是当地土著先民蛮夷和原居住在安徽芜湖荆山一带（有大荆山，小荆山之称）的荆蛮族融合组成。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奋伐荆。罙（深）入其阻，衮荆之旅，有截其所”是杀人放火，断尽杀绝的强暴征伐，逼使部份荆蛮人向东迁徒到宁（南京）镇（江）一带，与原地居民蛮夷融合相处，史称“荆蛮”。同时，太湖流域也有部份崧泽文化、良诸文化的先民早又向西渗透到宁镇地区。所以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状况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大型台形遗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二是聚居地都在河、湖沿岸的山岗边土敦上，谷称台形遗址。三是死后埋葬俗只有土墩墓。九十年代应用现代航空遥感技术对镇江所辖地区进行测定，共发现台形居住遗址185处，土墩墓3134座。根据考古综合分析，西周初期这一地区已跨入文明时代，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荆蛮族也建立了一个小邦国—朱方，其统治中心在今丹徒附近。朱方，“方”即邦，史书上记载商末在殷商周边地区就有土方、鬼方、微方、羌方，虎方，徐方等许多族群建立的小邦国。荆蛮是族名，朱方是国家。这应该是吴文化的起源之地，吴国成形的基础。
文化既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在人类历史上必定有其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综观历史，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因得以证实：
水文化。伯渎河的开挖形成，是“江南鼻祖”吴泰伯“开拓”精神的铁证，也是吴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一——水文化。自泰伯携弟仲雍南奔荆蛮定居，见荆蛮土地肥沃，他面对一片水泽、不利耕作，便带领先民疏百渎为河，后为纪念泰伯改成“伯渎河”，水上交通和交通工具（船、筏、木竹排等）也应运而生。以周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开化了荆蛮土著先民的习礼、识字、耕织、垦荒、整修河道，也开发了他们的思想境界，一个以伯渎河为轴“一渎九泾”水利灌溉系统就此形成。古吴梅里是水乡泽国、多水涝，“一渎九泾”的开通，又出现了运输业及一些原始手工业，推动了整个以农业为主的各业兴旺地发展开来。后世吴王为防外来入侵，训练水兵，征楚伐巢，还起到国防的作用。所以水的奔流、水的力量融进了吴地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想象中，自然地就融进了文化的洪流之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这种多水的自然地理环境称之为“三江五湖之利”，变不利为有利，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事物的发展也是一步步进趋的，有了“伯渎河”，也就进而有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
古时候的江南是一块原始土地，常遭海水淹没，所以先民们只能以捕鱼为生，力求生存下来。但自北方文明进入后，才开始求发展，想到了水的力量和运用。如京杭大运河，最早倒底是从那里开挖的？2007年第7期《新世纪周刊》上发表了史学家的答案，“京杭大运河最早开挖的一段”是扬州到淮阴的邗沟，是吴王夫差在邗城（今杨州市）挖出了大运河第一筐土，就是说最早还是在江南地区先开挖的，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为了讨伐楚国，他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挖成了全长225公里的胥楚运河，历经秦代开凿和隋炀帝的全线开凿，元代进行裁湾取直，才形成了现在的京杭大运河线型，又经唐、宋、明清历代不断完善，才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宝贵遗产和伟大奇迹，历代古迹的形成就是文化的记录。
在这一时期，吴文化通过长江口岸与日本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所以在日本语中就有吴工、吴织、吴床、吴音等词语，这就是打着中国魏晋六朝时的吴文化印记。那时的吴文化能够通向世界，就是水文化的力量。
古时的农耕社会，从满足自产自食进入到商品经济后，运河岸边泊靠的船只也多起来了，有些河段岸边成行的木排、竹排装满了各种农产品，曾有“日晒黄金夜不收”的名声。史志载明，一代代先辈们治河兴业，水活市旺，涵养文化，大运河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摇篮，也哺育了许多有志卓识的优秀人才，大运河因此而成了“母亲河”。运河与城市互伴共生、河畅城兴。水文化又衍生了桥文化。水是运河的灵魂，桥又是运河的命脉，大运河是一条生命线和风景线，连接和维系了沿岸22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桥”把运河二岸和整个水泽地带合成了整体方国。
稻文化。它是吴文化的细胞。吴文化既是水文化、桥文化，更是稻渔文化。《史记》记载：“江南三俗，火耕水 、食鱼与稻。”吴族先民自出世脱离母乳，就以稻米为主食，一日三餐，或粥或饭，藉以疗饥。在江南许多地区的古文化遗址的挖掘中就发现了距今已七八千年的碳化稻种。我地桐乡市罗家角在考古挖掘中也发现了古代的一百多粒碳化稻种。吴地有一首古老的名歌：“伏羲神农驾金龙，九龙山下稻谷种，传下稻谷救万民，万民万代谢羲神”。我们的祖先正是在江南这片茫茫绿野间，一代又一代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吴地的稻作文化，精心培育了籼稻、糯稻、粳稻等上千个优良品种，有粒短、粒长、粒细、粒粗、粒大、粒小之异，有色白、色黄、色红、色黑、色青之别。
稻米的发展又推动了畜牧业蚕桑业的发展，有了稻米又产生了酿酒、制糖，有了黄豆就产生了榨油、磨豆腐及一系列的豆腐制品，有了糖和豆腐，又产生了酒糟、糖糟、豆饼豆渣，成了喂养畜牧业的好饲料。随着稻米经济的发展，就有了屠坊、油坊、酱坊、糖坊、粉坊、面坊、染坊、豆腐坊，于是就有了稻行、米行、草行、猪行、牛行、茧行、鱼行，围绕着稻作农具和辅助工具及种稻、养鱼人衣食住行的需求，在集市上又多出了石匠、漆匠、箩匠、铁匠、木匠、竹匠、瓦匠，还出现了卖糖佬、修锅佬、补碗佬、剃头佬、修脚佬、杀猪佬、卖鱼佬等等，街坊上建了旅馆、饭店、茶馆、酒楼、档铺，沿伸下去还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行业、行当，形成了集市、集镇，文化娱乐活动也相应地产生，社会就这样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
稻作农业还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农谚，一年四季月月有农谚；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令，个个节令有农谣。例如：“立春雨雪连棉棉，老翁选种在屋沿”；“惊蛰隆隆听雷声，催促农人早备耕”；“清明谷雨三月过，整理秧田早插禾”，“到了立夏种粮齐，秧苗青青麦黄时”；“过了芒种进黄梅，农家秧分佃雨天”；“处暑头上降喜雨，粒粒都是下白米”；“秋风秋雨迎重阳，笑逐颜开看稻浪”；“霜降一到喜开镰，遍地黄金丰收丰”。各族先民们长期在田间劳动，随口说出了大量的劳动号子和山歌、如在稻作劳动中有耕田号子、栽秧号子、车水号子、耕田号子、挑担号子，达到了鼓舞精神，协调动作、减轻劳累，提高工效的作用，另外还出现了秧歌、车水歌、耕田歌、放牛歌、采桑歌、采茶歌等等，“如手拿秧苗插六颗、横里竖里一条线”；“头一伸来脚一蹬，日里车水夜里哼”；“耘田耘到头发昏，汗水湿到脚后跟”；……，除了田农出自肺腑的歌声外，历代诗人们也为他们的艰辛劳动，创作了田园诗歌。如有一首《赋绿水洗芳田》的诗写道：“盼到柴门外，浓生一抹烟；红泥堆隔岸，绿水浇芳田”“一绿浑无际，茫茫万顷连，岂知都在水，处处皆为田”“只为田依水，浑疑水作田，送来青不断，绕到绿水边”。也有描写稻人的艰辛诗：“火云烧天烈日红，三伏不雨愁吴农；耕人水向陇畔，坂田龟烈河渠空；我心苦热更苦旱，午夜不寐忧忡忡。”
文化从生活中来，也从劳动中来，这些田歌诗作，都深深地烙有稻作文化的印记，与水稻生产密切相关，也是劳动文化的力量，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大量吴国青铜器的出现，印证了吴文化
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以前总认为在黄河流域一带，现在长江流域一带也发现了人类古老的历史遗迹。特别是下游地区的吴文化，当他们看到原始实物后，最终使许多考古学家们赞叹不已。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镇江文物精华展览”，展品中有三十多件是在江南地区一带出土的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去镇江旅游时也参观了这些文物，的确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相比，造型别致，风格独异。这才引起学者们对长江流域存在的古吴文化的思索，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作为古老文化中新发现的大量吴国青铜器警动了正个考古学家，以往，他们总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和鉴定，因此也闹出了不少笑话，如把这些吴国青铜器拿到上海去鉴定，有些行家说是假的，送鉴者说：“这是刚出土的”，行家说“出土也有假的”，后来把这些青铜器送到北京鉴定，见多识广的博物学者们也把它当作赝品，直到这些专家们来到镇江，亲眼见到实物，才啧啧称奇，赞不绝口，并认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吴国西周的青铜器，为什么使考古学家们产生“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错觉呢？这是因为吴国文化是以荆蛮文化为基础，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元素，但又不同于商周文化，而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凤格，所以当它们从地下重见天日时，难免使人有陌生之感，才误作出真当假的推论。
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就是凤、鸟、鸭等的形像较多，并处在突出的地位，这也反映了吴人对鸟的特殊感情，这是否是先人们崇拜“鸟图腾”的继承有关呢？除凤尊、鸭尊之外，中国最早的艺术字…——《鸟虫书》就是吴文化的一支奇葩。因为吴越先民崇拜鸟的风俗习惯，还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丹阳出土的距今五千年的河始渡文化骨匕上的双头连体鸟纹，是否就是吴文化的特征，值得令人深入研究。
综观泰伯仲雍东奔荆蛮来到江南，最后定居无锡建立吴国，其间是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古代的北方虽已少有马车，但还是靠大众的双足行走，如此长的路程，不可能有预先设定的具体目的地，只有朝着认准了江南这块未经开发的大方向，走到哪里算哪里，只要适宜居住就先生活下来。整个路途由北向东直南，应该是一个大探索过程，对于这个探索过程，据有关历史考察分析，说法种种：有说走经江西宜春，在那里有泰伯足迹可证；又说走皖南、宁国也有遗迹；还有说走经宁（南京）、镇（镇江）、丹徒一线，再到苏州，从那里慢慢移向无锡。所有这些仅是传说而已，缺乏物证。如果那些地方留下一些历史足迹和记录，也不奇怪。为什么要争泰伯在我地域的足迹和居住之地呢？无非是借泰伯声望之大而增光彩。
吴国的先民们由北方进入江南后，随着历史的推移，人口迁徒，他们为求生存，谋发展，自然地就散布于全国各地，又因为吴越战争，吴国被灭，吴王夫差自刎，越王勾践采取了复仇灭绝政策，见到姓吴的就查，找到姓吴的就杀，因而造成逃亡国外的也不计其数，大部散布于东南亚各国。吴国这个国家虽然被灭了，但文化却永远留存于世，不可能消失，这就是“文化”的内在力量。
嘉兴是吴越争霸的大战场，应深入挖掘
春秋末年，吴越二国兴起，称雄争霸。我们嘉兴地处“吴国”的东南境，春秋旺期，吴国逐步扩张，三次伐楚，大败越国，并北上与晋争霸。所以，嘉兴境内有许多吴、越的古迹，故事多多，如伍子塘、胥山、胥相祠、吴越国界桥、吴王、越王古像、范蠡湖，西施梳妆台等等。相比之下，吴国历代君主、君王的功绩和故事很少听到，而范蠡、西施的事迹流传甚广。特别在公元前496年，嘉兴地域发生了一次历史上有名的槜李大战，并载入了古代史册，记下了战争发生的详细经过和场面实例。现根据嘉兴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新编《嘉禾文史掇英》中杜云昌同志新撰写的《槜李大战》一文中有关战场、战地、战城的叙述简要摘编如下：
槜李大战战场范围很广，包括古由拳县和古海盐县的大部分地区。由拳县又广涉现海宁市的盐官、硖石、江苏昆山、青浦、松泾、吴江、平望、震泽、盛泽、周庄；以及桐乡的崇德石门、梧桐；还有秀州、嘉善等广大地区；而古海盐县经五次析地置建他县又涉海宁、金山、松泾等广大地域。既称大战，因关系到兵员征集、粮草供应、武器制造、军队训练等诸因素，不可能在一城一乡范围，可以推论，槜李大战的规模是一次庞大战役，不亚于一次现代的局部战争规模。
吴越战地的踪迹，可以说至今还历历在目。古嘉兴是一个城堡林立之地，南宋诗人张堯同曾说：槜李（即古嘉兴）是“无处不高城“。这里城堡大部分是吴国新建，有的是攻越的基地，有的是御越的堡垒。在嘉兴的市域内还存有十二座古城堡名称（十四个遗址）、二十二处古战场名称。
14座古城堡是：1.射襄城；2.主城；3.北墓城；4.南墓城；5. 槜李城；6.新城；7.顾城；8.马嗥城； 9.东晏城；10.西晏城；11.欤城；12.管城；13.何城；14萱城；
22处古战场遗址是：1.接战港；2.石界兜；3.国界河、国界桥、越界河、争界桥；4.南北草荡；5.扬旗桥；6.饮马河；7.望吴门、通越门；8.胥山；9.东西草荡；10.纪目坡；11.鹞子墩；12.草内寨；13.石门；14.磊石弄；15.乌镇；16.柴辟亭与辟寨；17.语儿（《史记》称御儿）；18.走马岗；19.南长营、千人坡、烽火楼；20.汾湖；21.望吴坝；22.练浦。
以上这许多古城堡和古战场遗址，每处都有详细考证，可见我们的老市长杜云昌同志是花了一定精力的，他老来热爱地方文史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和敬佩。
从这些古城古迹中也可以想象出那时的古战场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了。至于战争带来的残酷性，也是相当惨烈的，如桐乡市境内有个天荒荡（现名天花荡），在春秋时期是吴越争战的主战场之一，因荡地甚大，相传为吴将吴白喜教练车战的地方，原来是片荒原。清代嘉道年间，文人张观澜写了一首战场诗，诗文很悲壮。
诗文曰：槜李城南荒草陂，钝钩画戟从容挥；黄尘塞天“将指落”，战鼓渡江戎马归。千年旧事空遗躅，夜雨阴磷照残镞；土蚀寒骸剥碎青，啾啾冤鬼来相哭。居民畏崇不敢耕；黄茅白苇皆精灵。诗中的“将指落”，就是指的吴王阖闾在战斗中被砍伤手指而死一事。《古今图书集成》书里也载：“春秋时，越败吴于槜李（槜李为当今的高档水果，相传果上有西施的指痕，古时因盛产此果而得此地名，嘉兴最早的县名就称槜李。），吴王伤指卒于此”。清代洲泉诗人胡堂也曾写诗：“千丈茫茫古战场，青磷白骨此间藏。丹枫染出千林血，洒遍平沙一夜霜”……。极言此处阴森可怕，他们把这个千年古战写得像阴间地府一般。鬼哭狼嚎，十分恐怖。
所以，嘉兴的吴文化是相当深厚的，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挖掘，我们作为当代的吴氏子孙，要很好地传承，研究。发扬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在嘉兴一带，一般都通称“吴越文化”，实际上是越文化湮没了吴文化，人们很少说起泰伯、季子、寿梦、阖闾的历史功绩，只谈夫差如何荒淫无耻，争霸被灭，而大谈勾践“卧薪尝胆”“西施屈耻为国”等等。造成了越国是正统的、正确的一方，而吴国是错误的敌方，形成这种局面与文艺戏剧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有关，我们也应该在研究和宣传中适度地纠正过来，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目。
历史是一个连绵承续、深厚积淀的进程，泰伯奔吴时的江南，是一个地广人稀、刀耕火种、尚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通过长期的艰难开拓，才创造了江南文明，吴国六百多年历史，既有辉煌开拓的成果，也有打打杀杀从无停止，直至被灭国的悲壮一面。
古吴国的崛起，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可大书特书。几千年来，泰伯的“至德精神”，孙武的“孙子兵法”和孔子的“儒家学说”，后人通称它们为“东方吴鲁三维文化”。它们涉及道德范畴、人文精神、军事理论和教育理念等精神文明领域，这些都属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
至于吴王夫差失国后大逃亡的吴族后裔，散居大江南北及海外，他们在继续发扬泰伯的“谦让、开拓”精神，其优异的先进文明也得到广泛的传布和生根，以致发扬光大。
总之，吴文化历史十分悠久，（从商末至今达3000年），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很多方面），内涵十分丰厚（存积度很深）。
目前，全国各地对吴文化的研究已掀起了热潮，就浙江来说，省吴文化研究会已在于2014年正式成立，各地市也已相继建立，嘉兴市虽已初步建立，但起步晚了一点，当然，我们吴姓族人最能关心吴文化，应成为研究活动中的主力军。
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吴文化是种族文化中的一支，研究吴文化应以时代为线索，古今结合，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有助于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对我们这些离开工作岗位已一、二十年的老人来说，只能以棉薄之力，尽力做一个有益于时代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愿嘉兴的吴文化研究工作能得到各方支持。
责任编辑：吴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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