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客家籍学人的寻根之旅

发布时间：2019-01-11 10:41 来源：梅州日报

刘兴诗(左一)和父亲刘静以及母亲、弟弟在一起。(摄于1940年代的武汉)

树高千尺不忘根。对于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客家籍学人刘兴诗而言，广州不仅是革命策源地，更是其父孙静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追逐理想并为之奋斗的地方。这次刘教授到广州的参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寻找父辈革命足迹的寻根之旅。在瞻仰革命圣地的同时，刘兴诗还不忘自己是兴宁客家人“填川”的第七代传人，这次广州之行后，他还希望有机会到梅州兴宁寻根问祖。

■本报记者何碧帆通讯员张晓明

瞻仰革命遗迹缅怀父辈

刘兴诗， 1931年5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籍贯四川德阳，七代以前为广东兴宁客家人，其父刘静，早期同盟会员，中国第一代兵工专家。1956年，刘兴诗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任教。退休后曾应聘为成都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高级顾问、教授。其主要科研成果：全面系统整理出四川盆地及邻侧地区第四纪地层划分系统，地貌发育地文期系统，特别是对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研究。刘兴诗还是个知名科普作家，截至2013年7月，在境内外共出版232本书，获奖144次,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鼻祖之一”，以《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系列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名列“北大人物”的“北大文坛”之中。

2018年12月16日，刘兴诗夫妇一行，在民盟广东省委会经济委员、孙科次子孙治强夫人林伦可外甥黄飞龙等人陪同下，来到孙中山三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大元帅府参观，随后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刘兴诗感言：“我非常高兴来到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寻找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我父亲刘静是老同盟会员，中国第一代兵工专家。早年，孙中山先生召他到广州，任大元帅府咨议、参议。虽然记不清具体是哪一间办公室，但今天能来到这一革命圣地，我的目的便达到了，我很高兴!”

当天下午，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老会长温国杰，副会长郭月虹，会员冯卓凡，辛亥革命元老、现代教育先驱何子渊后人等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恭候刘兴诗教授一行的到来。大家在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门口合影。

图为2018年12月16日，同盟会遗属在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门口合影(右二为刘兴诗)。

刘兴诗指着合照说：今天，同盟会后裔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都在，可谓后继有人。大家看，坐在我身旁、中间那个人你们认识吗?他比我小一岁，就是那位在黄花岗起义前夕，只身身缚炸弹，刺杀满清皇族、广州将军孚琦的勇士温生才的孙子、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创会元老温国杰，第二排中间那位就是黄花岗起义烈士郭继枚的侄女郭月虹……今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南楼的二楼，我还找到了父亲当年工作的参议室。同室同事有戴季陶等人，后来祖母去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他们都送了挽联。今天我还去了在穗兴宁客家同乡会等，参观了许多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遗迹，特别是父亲当年的活动痕迹，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刻，同时我也感受到当年热烈的革命氛围，心情十分激动。

父亲是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

刘兴诗的父亲刘静(1895-1961)，原名述思，字慎九，四川德阳孝泉镇人，是早期同盟会员，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其传奇的一生对刘兴诗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在回忆中，刘兴诗讲述了其父的革命史——

“我的叔公刘庆恩担任汉阳兵工厂第一任总办(厂长)。他是清末民初‘洋务派’张之洞的得力干将，负责抓枪炮制造，是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和‘庆恩炮’的制造者。叔公曾经计划派父亲到美国留学。不料临行前夕，父亲从楼上跌下，腿部骨折未成行。父亲就进入汉阳兵工专门学校第一期毕业，算是中国军工的‘黄埔一期’，继承了叔公刘庆恩的事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兵工专家和元老之一。”刘兴诗说。

北洋军阀统治武汉的时代，刘静经《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北伐时期，孙中山曾经专门委派他为广州临时大总统府参议和桂林北伐大本营的少将军事委员，负责相当于今天“总后”的军火供应和制造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

在四川地方部队22军时，刘静曾因消极剿共，遭到南京政府的通缉。当时，川军军长赖心辉(1886-1942)与刘静交谊非同一般，考虑到刘静在湖北的影响，特聘担任军代表。蒋介石看中22军无路可走，遂调往江西剿共前线。赖心辉听取刘静意见“此战千万不可打”，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于是在刘静安排下，一起躲进汉口日本租界，将部队留在宜昌就地驻扎不动。蒋介石一再催促，赖心辉与刘静拒不返回驻地。部队以没有主管将官命令为理由，一再拖拉不肯行动。在蒋介石逼迫下，两个多月时间走走停停前进不到200公里，到达湖南洞庭湖地区，后以军长、军代表均不在为由，拒绝继续前进一步。22军的行动激怒了南京政府，部队就在洞庭湖北岸华容县被中央军黄杰部队包围缴械。

刘静和赖心辉只好继续躲在武汉日租界避难。当时母亲怀着刘兴诗，不时出外探听消息。刘兴诗在《我的父亲刘静》这篇文章中回忆：“有一天，父亲在武汉警备司令叶鑫家里玩，与鄂军一些将领聚会。叶鑫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对他说：‘慎九兄，老蒋要我逮捕你们，最好还是躲一下为好。’当场的鄂军旅长阎崇阶一拍桌子就说：‘住到我家去，看谁敢动你一根毛!’就这样，我们一家搬到他的家里。他带着一个警卫班住在楼下保护。”

后来，刘静离开武汉，风声逐渐平息。由于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好，就从上海到南京，在兵工署制造司回归自己的兵工专业工作。在何应钦、洪中庇护下，再也不提通缉一事了。从此回归自己的老本行，以“兵工一期”的身份出面，但一下子从军级干部下降为小小的股长。当时南京冠盖云集，“中央级”的朋友不少，拉他重新出山。他却安之若素，荣辱不惊。

“我的父亲由于对现实不满，曾经亲自放走过五名中共地下党员。我曾伏在窗后，偷听见他询问一个叫陈鸿采的园艺管理员是不是共产党员，叫他立刻离开，不能再回家，因为已经决定马上逮捕他了。我还看见，他急着派人通知外科医生王成九，和一个姓郑的司药立即逃跑。”刘兴诗继续回忆说：“解放后，有人回来寻找过父亲，其中一个是彭光伟。当年他领导罢工，是在捆送军法处时，被父亲担保救下来的。父亲问他打算到哪里去，他直言相告要去延安。父亲嘱咐他一路小心，送给他一些路费就分别了。”

刘兴诗表示：“父亲和我都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希望，盼望中国能够有一个新的变革。他与西南地方一些早已离开军队的旧军人，曾经策划通过朱德原在滇军的上级谭某，与朱德联系，策划一些部队起义。由于谭某恰在这个时候去世，未能实现。”

刘兴诗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解放时期，很多人都曾游说父亲刘静离开大陆到台湾任高职，但他不为所动，统统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刘静担任渝鑫钢铁厂计划室工程师，生活十分清贫。1961年在成都地质学院去世，年65岁。

兴宁客家人填川的第七代传人

12月16日，刘兴诗教授抵达广州的当晚，在穗客家兴宁同乡会一行设晚宴为他接风洗尘。刘兴诗非常感谢兴宁祖籍地家乡人的接待，吃到儿时阿姆(奶奶)做的酿豆腐、猪肉丸、土鸡酒等，念念不忘，总念叨着要争取回兴宁老家看看。

在刘兴诗教授身上，我们能看到一团火一样的客家精神!他是清代“湖广填四川”时兴宁客家人填川的第七代传人。当年，他的祖辈从兴宁的龙田迁出，跋山涉水，辗转来到四川发展。如今，虽然身在四川，但他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让他对梅州、对兴宁有着别样的情感。刘兴诗对在场的老乡说，他有机会一定会回梅州寻根问祖，并瞻仰兴宁家乡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氏总祠”，给老祖宗上一炷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