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与吴僧统

发布时间：2024-12-20 09:04 来源：中国报道

文/吴熙雨

一、敦煌藏经洞曾是吴僧统的影堂
提起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自然就会联想起其发现者和守护者王圆箓－－王道士。公元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道士王圆簶和其助手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积沙时，偶然发现墙体后的这个密室：“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这一藏经洞密室中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竟然多达五万余件，其文献内容极其丰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典当买卖契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宗教、艺术、历史、医药、科技以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而且还包括古汉书、龟兹文、粟特文、梵文、契丹字，女真字，于阗文，古藏文，突厥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等中亚和少数民族多种文字。在敦煌遗书中汉文文献大约为36000号卷，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数量之惊人，历史文献价值之大，艺术水平之高，举世罕见。
这里我们不谈藏经洞发现者和守护者王道士的是非功过，只探讨敦煌莫高窟如何取得这么大的辉煌成就，以及这些数量巨大的遗书由谁组织抄写并收集整理，又是怎样存入其洞中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到生活在唐朝中晚期，也就是大约在8世纪末到9世纪中期，担任过河西都僧统，即敦煌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领袖的吴和尚，法名洪辩，即藏经洞最初的主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编号为莫高窟第17窟，,被封于16窟甬道北壁，而16窟即是建于中晚唐咸通年间（即公元851-862年）敦煌高僧统洪辩的影堂（即纪念堂）。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西夏攻陷沙州之前。三界寺（今莫高窟）僧人们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资料及历史文物，而将大量佛经、画像、法器以及社会文书秘藏于吴僧统的影堂密室，即第17窟中，从而有了敦煌遗书今日在世界的影响与辉煌。
二、吴僧统的敦煌成就
吴洪辩，敦煌僧人。亦称吴僧统、吴和尚，俗姓吴。父吴绪芝，母南阳张氏。吴洪辩幼时出家，聪明博学，有辩才，谙蕃语，传译佛典，精研唯识。
吴洪辩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吴绪芝在盛唐时期先后担任过唐王府司马、千夫长、建康军使并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绪芝长期领兵戍守西陲边疆，忠君报国，战功显赫。在“安史之乱”期间，由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率大军勤王，致使河西走廊势力空虚。吐蕃趁机发兵河西，一路势如破竹。吴绪芝率部殊死抵抗，最终不敌蕃兵，随主帅退守敦煌。吐蕃占领敦煌后，吴绪芝仍一心向唐。迫于时局，此时的他已无意仕宦，遂退隐敦煌乡间。吴洪辩之母，与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同宗，知书达理，温良贤淑，清贞高节，实为女中典范。吴洪辩自幼深受家庭熏陶，饱学经书，明晓事理。在救民于水火的郁闷心情不得排遣之时，顿悟佛性，潜心佛学，走上了一条普渡众生的光明之路。
吴洪辩天资聪颖，性灵超群，幼年出家，精进持学，从不懈怠，终成一代名僧。时人撰文赞美他"一从披削，守戒修禅，志如金石，劲节松坚"。洪辩曾担任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载，迁释门都教授。公元832-834年于莫高窟开造七佛堂(今第365窟)。之后又建“法华无垢之塔”。公元848年即大中二年，协助张议潮起事，收复敦煌。公元851年，即大中五年，被唐宣宗敕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又开大佛堂一所，即上文所说的今第16窟。统领沙州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三十余载，并撰有《李教授阇梨写真赞》。洪辩在大约公元862年，即咸通三年左右去世，他的族人和弟子就其廪室设为影堂，在窟中塑洪辩的真容像并立《告身碑》。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848年，即大中二年，与其母同宗的张议潮在敦煌起兵，推翻了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吴洪辩以其河西僧团最高领袖的威望与地位，积极响应，振臂一呼，僧兵蜂拥而起，配合张议潮的义军在讨伐吐蕃的战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得到唐朝对归顺义军政权的正式承认，公元850年，即大中四年，吴洪辩派弟子唐悟真等人入京面奏唐朝皇帝，为唐朝廷对归义军的正式册命打下了基础。公元852年，即大中六年，张议潮被唐王朝正式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吴洪辩也被敕封为河西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洪辩为归义军祈福，为百姓求安，得到了河西民众的普遍尊敬，归义军政权上下也无不对之虔诚供养。
洪辩从不为浮华所迷惑，清静修行，大力弘法，三十年如一日。在他的主持和带领下，敦煌译经不已，抄经盛行，讲经不断，法会频繁，开窟不止。从现存敦煌莫高窟的诸多归义军初期洞窟以及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归义军时期的写经遗书，我们可以看到敦煌佛教信仰的普及程度之广，世俗化程度之高，显然与以洪辩为首的河西僧团的竭力弘教密不可分。
三、藏经洞遗书的价值
敦煌遗书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历史文献价值、学术研究价值、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民族语言价值等，由于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人陆续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大量的文书、经卷和其他文物等近四万余件，致使敦煌藏经洞文物中的大多数精品就此流失海外，敦煌遗书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敦煌热。
从内容上看，在这个小小的七平方米的密室里，藏有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七百年间连联相续的古代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艺术品约五万余件。出土文献内容也极其丰富，包括了大量的佛教为主的宗教文献、汉文典籍、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这些文献不仅涵盖了佛教的经、律、论，还有很多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此外，还包括了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成为了研究中古历史、风习民俗、社会生活、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从学术价值上看，这些宝贵文献，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深入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情形，还可再现其时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大大促进了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科学技术、思想艺术和中外交流等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此外，地处民族交融的河西走廊，敦煌遗书对民族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敦煌遗书中包括上万卷的吐蕃、回鹘、粟特(康居)、于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成为了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我们在评价藏经洞发现者和保护者王道士的功过是非之时，在惋惜大部分敦煌遗书流失海外之余，特别是在感叹众多敦煌守护者一代又一代的坚守和付出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公元3世纪的六朝时期开始，历经无数个朝代，直到14世纪的元代才逐渐停止开凿的庞大石窟群中的无数虔诚的供养人们，更不要忘记为藏经洞数量巨大的遗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吴僧统大和尚。今天他的塑像依然矗立着，他的丰功伟绩也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