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人类学家古人类学家汝康

发布时间：2020-11-13 07:22 来源：中国报道

中国报道讯(吴蜀丰报道)【编者按】在中华百家姓中，吴姓从古至今名人辈出，更是举足轻重，他们在各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商界还是政坛，还是演艺界。他们永远是娇娇者!他们永远是吴姓人骄傲，也是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英才辈出的吴氏家族，在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等领域发光发热，独当一面。

尤其在科学界，吴氏家族也诞生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们延续了吴氏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品质，在某个领域取得卓越成绩，为祖国的生产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荣誉达59名。他们分别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浙江、安徽、甘肃、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上海、辽宁、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直辖市。其中吴氏祖地江苏省成为院士稳坐头把椅达18名。今年6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榜中的甘肃天水吴骊珠，安徽安庆吴宜灿榜上有名，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20吴汝康(1916—2006)，人类学家、古人类学家。他曾经发表关于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周口店、和县、南京、梅铺、淅川等处发现的直立人化石，马坝、丁村、资阳、柳江、来宾、河套、建平等处发现的智人化石以及开远、禄丰、大兴、柳城等地发现的古猿和猴类化石的多篇论文。他还主编关于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周口店综合研究文集;关于丁村古人类、资阳古人类、南京古人类等的综合研究文集。他提出中国猿人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特征在从猿到人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辩证过程和顺序，并提出创建“今人类学”这一新学科。

1916年2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4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获理科学士学位。

1940-1942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

1942-1944年在国立贵州大学任讲师。

1944-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

1946-1949年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学习，1947年获硕士学位，1949年夏获博士学位。

1949年秋回国。

1949-1956年在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任教授、主任。

1953-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任兼职研究员。

1956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研究所，1960 年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任研究员(1977-1983年任副所长)。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70-1978年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

1978-1986年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

1986-2006年任中国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

2006年8月31日于北京逝世。

吴汝康，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家有祖母、父母、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祖上留有几十亩田地，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由家人和一名长工耕种。父亲吴仰坡是乡村初级小学的校长。母亲操持家务。父亲的微薄薪水、土地的收获和租金构成家庭的全部收入。吴汝康幼年在农村居住，参加田间劳动，开始对自然界、特别是生命的表现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用心观察鸟类如何做窝、生蛋、孵雏以及小鸟学飞的全过程。吴汝康13岁丧父，小学毕业后便跟随哥哥去南京上私立东方中学。不久又回到常州进入当时颇负盛名的省立常州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进该校的高中。年年都成绩优秀，名列前茅。

吴汝康丧父后，哥哥还在上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使他深知钱财来之不易，自幼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高中毕业虽成绩优秀，但是无钱升学。他顺着报纸上广告的指引，考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了人类学组的一名计算员。从此每天手摇机械式计算器，做着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间或也做一些简易的统计。这就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类学事业的开始。在此后一年里他有了些积蓄，考取了中央大学生物系，加上老师们的资助，他以优良的成绩完成了4年的学习。1940年毕业后到由于抗日战争搬到云南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任研究实习员，师从吴定良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工作。1942年改任贵州大学讲师。他跟随吴定良在贵州的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地调查少数民族的体质。他们每天或跋涉于崎岖的乡间小道，或进行繁重的人体测量。这个地区是穷乡僻壤，旅店很少，他们经常在农民家中借宿。当时社会治安很差，常有土匪抢劫、杀人，1944年有三位地质学家许德佑、陈康和马以思就是在贵州进行地质调查时不幸被土匪杀害的。1944年中央研究院决定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基础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吴定良为主任，吴汝康成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助理研究员。

1946年吴汝康通过留学考试，经中央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欧阳翥教授的推荐，到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做研究生，次年获硕士学位，并兼任研究人员，以后两年中发表了8篇论文。1949年夏，他在特罗特(M.Trotter)指导下，以关于口腔发生与发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吴汝康偕同也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夫人马秀权，利用国民党政府资助的回国旅费经过香港回到天津，然后去东北，就任大连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52年春，吴汝康到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的理事会，会议期间，他去中国科学院拜访吴有训副院长。碰巧的是，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正奉命筹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他从吴汝康在传达室填写的会客单上看到了吴汝康的名字。他心中暗想，莫非就是三四年前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的那位留美学者?于是他对收发员说：“等会儿这位吴副院长的客人出来时，请通知我，我有事找他。”杨钟健和吴汝康见面后，邀请吴汝康来他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做古人类学研究。吴接受了杨的约请。吴汝康在1949年之前为从事古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到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以后便如鱼得水，开始了他的古人类学研究工作。

1953-1956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每年在该所工作3个月。1956年起他离开大连医学院，专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改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1977-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1年兼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1982年和1984年分别被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解剖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70-1978)，第六、第七届理事长(1978-1986)、名誉理事长(1986)。1979-1983年被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 年当选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荣誉终身会员，1988年起担任常设委员会委员。1985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授予荣誉学术委员称号。1986年起担任国际史前史与原始史协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87年起为国际古人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委员。1988年起为世界考古大会执行委员会东亚地区高级代表。

20世纪50年代吴汝康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注意到这种体质形态上介于古猿和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的头骨比四肢骨保留较多的猿的性质;上肢骨比下肢骨更接近现代人。据此他提出人类进化过程中体质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两条腿单独担负了人体行动的功能而解放了双手，使之能从事劳动。劳动推动人脑向现代人的方向进化，连带着表现为头骨的形态发展落后于四肢骨。这种现象支持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研究了分类位置长久悬而不决的步氏巨猿的大量标本，出版了专著。此书曾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被重印。吴汝康根据他对这种生物的研究，提出了“生物人”和“社会人”的概念。他认为在从猿进化到人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的远祖是由偶尔到经常地使用天然工具，他们是生物人。长期经常地使用工具使生物人积累了经验，对石头性质的了解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制造工具。这是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的标志。在这些研究成果和“体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基础上，他对从猿到人的漫长过程中人类特征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说法。他提出，现代人具有的一套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征在历史上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先有后，两腿直立行走是在使用工具的基础上最先获得的特征，通过长期使用工具的实践，才开始制造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脑子逐渐发达，产生思维和其外壳——语言。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科学和工业化事业的发展，轻工业、公检法和军工生产部门常向中国科学院要求人类学方面的帮助。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吴汝康在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同时开始组织和指导学生和同事加强对于中国现代人体质的研究。1978 年起他和吴新智培养了专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研究生，1982 年创办和主编《人类学学报》(季刊)。通过提高论文的质量，帮助培养和提高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他和学生先后编著了《人类骨骼测量方法》和《人体测量方法》，并且参与领导了中国工业人口成年人身体尺寸国家标准的制定。他还同日本东京大学尾本惠市教授合作领导了海南岛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在一系列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于1985年提出建立“今人类学”新学科，并于1991年出版专著。

他培养出的人类学专业人才也为中国人类学大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国际学术论坛的活动增进了外国同行对中国的了解。吴汝康还是一位多产的科普作家，他随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或结合当时中国外流行或出现的新思潮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或科普专著，有时作为科学顾问参与一些科普电影的制作。《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人类发展史》，《人类的由来》等科普书籍和电影《中国猿人》都是影响比较大的作品。他那活跃的科普活动为辩证唯物主义和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知识在中国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编著的《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于1980年获得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科普作品奖。

吴汝康奉行的格言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他治学刻苦，孜孜不倦。他认为任何人无权白白浪费时间，一个人想做点事，就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恒。他年轻时是这样，年过八旬仍旧如此。他思维缜密，学风严谨，对于没有把握的问题，从不轻易下结论。他反对将证据不足的“科研成果”草率地做浮夸的、不切实际的宣传报道。这样的报道虽然日后终被证明是不适当的或错误的，但是事发当时的反对却使他屡遭非议，而他却不悔。他想的是只要能使祖国的科学声誉免遭损害，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他勤于学习，对新事物敏感，不只广泛阅读本门学科的新文献，还注意有关学科、哲学和政治理论。建国初期，他任大连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时就积极地进行探索，在本来比较枯燥的解剖学教学中结合进化和机能的观点，使之变得比较生动活泼。在从事古人类学研究时他十分重视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力图用它来观察和解释已知的古人类学的新发现。在古稀之年，还结合有关学科尝试创建新学科一—今人类学。他一生别无嗜好，唯爱读书，不断从各种渠道吸收多方面的营养为己所用，使思维保持活跃的。

他对个人的生活荣辱淡泊自处，不追求华服美食、高官厚禄，但望有书可读，有事可做。他身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研究工作一度被迫中断。其中有一年被关在“牛棚”，被禁止阅读除领袖著作以外的一般书籍。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仍研读了大量与古人类学关系较为密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稍懈怠。吴汝康是一位成功的人类学家。他的成功主观上是由于有聪明的天赋、不懈的努力、缜密的思维以及对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和把握;客观上是他适逢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发展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