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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廉政思想的历史渊源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发布时间:2021-03-07 18:00 来源:中国报道
文/马庆伟
      [摘  要]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婴说过:“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恵也。”意为廉洁清正是为政的根本,是对民众的惠爱。廉政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精华之一,它的出现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西周开国元勋召公从思想和实践上开创了廉政之先河,堪称我国古代社会廉政之鼻祖。召公本着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目的,继承前人廉政思想的精华,吸取夏商两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赋予廉政思想新的内涵和意义,从而形成了自己治国理政的大廉政思想体系,并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甘棠遗爱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具体体现,召公的大廉政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召公奭   大廉政思想   历史渊源  甘棠遗爱   内涵   时代价值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掀起了廉政建设的高潮,这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古以来,廉政建设就是我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等社会精英以及广大民众不得不面临和关心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说文解字》中有:“廉,仄也。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故“廉”字的本义为厅堂侧边。《广雅》有:“廉,清也。”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廉,仄也。引申为清也、俭也、严利。”可见,“廉”字由本义逐渐演变为清正、廉洁、节俭、严于律己,“廉”字由单一的本义逐渐演变为内涵丰富的廉政思想。“廉政”一词合而用之,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指政治清正廉明,官场公正无私,官吏廉洁正派,具有多层含义。古语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廉政思想既反映了历代统治阶层巩固统治的需求,也反映了历代民众对明君贤臣、政治清明以及安定生活的不懈追求。古代廉政思想本质上是统治者出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对各级官吏的政品和人品在道德和行为上进行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即要求为政者时时以江山社稷为重,事事以百姓福祉为先,为官清廉是古代官吏应具有的品德之一。


      召公作为西周开国元勋和政治大家,以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惊人的历史智慧,以巩固西周的统治和长治久安为根本目的,吸取了夏商败亡的历史教训,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体系完整的大廉政思想,并付诸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从思想和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古代廉政之先河。
      一、召公及其大廉政思想的历史渊源
      召公作为西周的开国元勋和四朝元老,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极其丰富。在他辅佐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成康之治”。召公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思想,廉政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召公及其生平
关于召公的事迹,史册上记载较少,远不如周公,主要在《诗经》《尚书》《史记》等典籍中。但他作为西周王朝的重臣,其作用和贡献则不亚于周公。
召公姓姬,名奭,为周室宗亲,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西周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国元勋、廉政鼻祖和旷代辅弼。召公辅佐武王灭商后,因功受封于蓟,建立了诸侯国燕国。因政治需要,召公派长子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辅佐武王治理天下。后世因召公采邑在召地(今天岐山县凤鸣镇刘家塬村)故称召公、召伯或召公奭。武王逝世后,武王的儿子成王继位后,召公担任太保一职,继续辅佐其侄成王治理国家。在召公和周公的共同辅佐下,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成王逝世后,成王的儿子康王继位,召公又继续辅佐其侄孙康王。在召公精心辅佐下,开创历史上有名的“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朝八百多年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传召公曾在召地一棵棠梨树下办公,人们怀念召公之德,舍不得砍伐此树,成就了“甘棠遗爱”的千秋美谈。甘棠遗爱正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历史渊源
      廉政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和创造,它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召公的廉政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它是召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治国思想理念,其主要历史渊源有三。
      1.原始社会末期朴素的廉政观念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第一个方面的历史来源
     《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原始社会早中期是不存在廉政观念的,同时与廉洁相对应的腐败现象也是文明社会之后的产物。故此,廉政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文明曙光乍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观念和腐败现象逐渐产生,朴素的廉政观念随之产生。相传,早在炎黄时代,就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腐败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的廉政、勤政现象也随之出现。相传黄帝能“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五帝本纪》)尧帝能够以身作则、生活节俭,敬授民时,有尧阶三尺的美谈。舜帝时,将廉作为政者九种品德之一,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虞书》。大禹更是艰苦朴素、大公无私的典范,他带领民众治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原始社会末期的廉政观念具体体现为节俭、俭约、朴素、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显而易见,召公的大廉政思想吸收了原始社会末期朴素的廉政观念。

      2.夏商两代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第二个方面的历史来源
      夏朝建立后,国家机器逐步完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禹和启两代君王励精图治,把夏王朝治理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启逝世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酒色之中,生活腐化,不修政事,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归之时,乘机掌控了夏的政权,史称“太康失国”。后来,少康关心百姓,与部下同甘共苦,在有虞氏部落的帮助和扶持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经过少康励精图治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少康中兴”。夏朝最后一个王夏王桀暴虐无道、不思进取、骄奢淫逸,最终葬送了夏王朝。商汤以仁义为本,以宽治民,吊民伐罪,灭掉了夏王朝。商朝建立后,商汤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使得天下大治。后来商纣王沉迷酒色、残暴不仁、生活腐化,导致商王朝土本瓦解。召公作为大政治家,非常重视总结夏商两代的历史教训,他在《召诰》中讲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召公熟知夏商两代的兴亡历史,尤其是亲历了商王朝灭亡的过程,深刻认识到得民心的重要性,如果统治者能够廉政勤政就能得民心、得天下,国运就能够长久;如果统治者寡廉鲜耻,生活腐化就会断失国运,丧失天下。西方诸侯国向武王进献了一只名犬,召公做《旅獒》劝谏武王不要贪欲享受,玩物丧志。故此,召公大廉政思想的第二个历史来源就来至于夏商两代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
      3.西周建立的社会背景及政治实践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历史来源
      西周政权的建立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周国作为一个小邦,迅速摧毁了大商邑,其中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商纣王自认为有天命庇护,漠视民众,残暴无道,骄奢淫逸,利令智昏,贪婪无度,任用奸佞,导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大失民心,牧野之战中奴隶倒戈成为压垮商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召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导致大失民心,国家败亡,政权覆灭的道理,见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和民心的重要作用。西周建立前,召公辅佐文王和武王,深受文王武王仁政爱民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敬德爱民的廉政思想。西周建立后,武王英年早逝,成王年少无法理政,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新生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召公和周公联合太公望等重臣同舟共济,共同辅佐成王,顺利度过危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实践和历练中,丰富了召公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逐渐形成体恤百姓,得民和的廉政思想。这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第三个方面的历史来源。
      经过召公等西周初期政治家的积极实践,逐渐将廉作为官员一种必备的品质纳入到政绩考核中,西周时,已提出六廉的要求,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洁、廉辨(《周礼》)。召公的大廉政思想在西周时已经得到了实践,在政治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内涵
      廉政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要求以廉为本,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成熟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管子》中所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故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已将廉上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因此廉政就国家层面而言是一种文明形态,就官吏层面而言是基本的政治要求、品德和风范。
      召公作为开国元勋和政治大家,深刻认识到廉政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因此,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江山永固是召公廉政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召公在总结夏、商两代尤其是殷商灭亡的沉痛历史教训并继承前人廉政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廉政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廉政思想体系。召公的廉政思想与后世廉政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不同。在春秋时期,廉洁不贪有了明确的意义,战国时,廉洁与不贪的意义基本固定下来。召公的廉政思想与前人相比,丰富并扩大了廉政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一整套互相配合、共同遏制腐败组合拳,是一种大廉政思想,其表现在: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唯贤是用、整顿吏治、勤政为民、节俭持国、严明法治、教化百姓这八个方面。

      其一、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基石。召公在亲历殷商覆灭、西周建立的过程,见证了民力的强大和民心的作用。在总结历史教训和自己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劳己,不劳民;为民,不扰民。”“得民和”“敬德保民”等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这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基石。
      其二、以德治国。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召公重在敬德保民,坚持以德治国。为政者当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才能行仁政,修治道。召公坚持以德治国,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君臣层面,召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君主,他们之间既是亲属又是君臣,召公与四代君主同心同德,精心辅佐,使周国到周朝再到成康之治,尽显召公之德;第二在同僚层面,召公与周公、太公等重臣,同舟共济,竭力辅佐,使周朝安全度过危机逐渐强大起来;第三在百姓层面,召公劝谏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召诰》)召公能施仁德于百姓,他关心民间疾苦,体恤百姓,以德治国,留下甘棠遗爱的佳话,深受百姓的爱戴。
      其三、唯贤是用。任人唯贤是以召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阶层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也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周初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姜太公曾与召公、周公谈论治国之道时提出“上贤,下不肖”即任用贤能的人,把不合格的人辞退掉。周公更是“一沐三渥发,一饭三吐哺。”思贤若渴、礼贤下士。召公治理天下,显然也离不开大批贤才的辅佐,“成康之治”的出现,深层次上反映了召公慧眼识英才,唯贤是用的政治胆识和政治智慧。
      其四、整顿吏治。西周时期是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已将“廉”作为官吏一种必备的品质纳入考察考核,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就已建立比较完善的官吏考察和考核机制。一般认为召公南巡是为了布文王之道,教化百姓,以巩固统治,但从政治层面而言这只是其中一个目的。古今中外,大政治家的一个政治举动往往包含着多重目的,召公也是如此,他的南巡在另一层面有着探访民情,体察民意,考察和考核官吏、整顿吏治从而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只有吏治廉洁,才会政治清明,这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
      其五、勤政为民。“勤”与“廉”往往连起来用,勤政也常与廉政联系在一起。勤政指的是为政以民为本,夙夜为公,勤于政事,积极作为,不尸位素餐。而不作为的怠政是政治上的一种腐败。勤政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召公辅佐四代君主,兢兢业业,以民为本,他曾在甘棠树下办公时,本着“劳己,不劳民”之心,勤于政事,解民之忧。召公的勤政即以民为本,勤于政事,不懈怠,不贪图安逸,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是廉政思想的一种延伸。
      其六、节俭持国。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了“俭以养廉”,即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节俭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召公从巩固国家政权的角度出发,借鉴夏商两代成败的历史教训,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垂先示范,“重节俭、少贪欲。(《顾命》)”节约民力。召公出巡办公时,出行住宿都很简陋,从不扰民,如在甘棠树下办公,不占用百姓的房屋。“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召公以自己的言行为百官和百姓做示范,从而起到扶正风气,净化世风的作用。
      其七、严明法治。我国古代的法不仅仅包含诉讼之法,更偏重于法令、政令。法治思想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帝舜时,司法鼻祖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相传《狱典》就由皋陶制定的。“以法治国”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法指的是政令、法度。召公在甘棠树下解民诉讼,辨曲直正是召公严明法治的大廉政思想体现。
其八、教化百姓。腐败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腐败,由上而下引发的整个社会的集体大腐败才是最可怕的。古代帝王重视对百姓施以王道教化是为了净化社会风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出现集体大腐败,从而巩固统治。召公南巡,宣扬文王的仁政和王道教化,就是通过布文王之道,以教化百姓,使民风纯正,社风淳朴,政风清廉。因此,教化百姓也是召公大廉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召公大廉政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江山永固,其中贯穿了民本思想这一主线,体现出八位一体的系统的治国理政的大廉政思想体系。
      三、召公大廉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召公的大廉政思想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优秀的廉政文化,对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召公大廉政思想为当今廉政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启迪
召公的大廉政思想有三大特点:第一,召公的大廉政思想是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把民本思想贯串到整个廉政思想之中,并把勤政与廉政有机结合起来,概括起来就是:廉政为民,勤政爱民。第二,召公的大廉政思想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吸收了历史智慧。第三,召公的大廉政思想内涵丰富刻,外延广泛,不仅仅局限于对官员品质道德的要求,几乎涉及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有机的廉政思想体系。这对丰富今廉政理论和廉政文化,落实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第一,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政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第二,廉政建设应积极吸取前人的成果和历史的智慧,总结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经验和教训。第三,廉政思想和廉政文化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成科学、合理、完整的体系。
      (二)召公大廉政思想为当今廉政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反思明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召公的大廉政思想更是今天廉政建设反思的一面明镜,有助于健全反腐倡廉机制,推进廉政建设。召公的廉政思想将选官用人、勤俭节约、勤政为民、整饬吏治等方方面面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廉政思想理论体系,成就了四十多年的“成康之治”。这为当今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廉政建设不是单一的反腐,而是采取多种措施,综合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打组合拳,共同推进。
      ( 三)召公大廉政思想及廉政实践为当今廉政建设提供了标杆和典范
      当政之要在于兴一方,为政之要在于敢创新,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法自身。召公作为一个优秀的大政治家从自身修养到治国理政,体现了“修齐治平”的历程,同时成就了旷代辅弼的美誉,也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廉政丰碑和勤政典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召公虽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位政治家,但他的人品、修养、道德,尤其是廉政为民、勤政爱民的为官风范仍可以作为当今廉政建设的标杆和学习的榜样。甘棠遗爱的千秋佳话背后是我国古代老百姓对明君贤臣和廉洁政治的不懈追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召公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在当今仍可作为标杆和典范,仍具教育意义。
      “往事越千年”,召公大廉政思想尽管是三千多年前时代的产物,但它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社会只要有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廉政思想就必然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召公廉政思想不朽的原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而腐败是这一道路上的绊脚石,借鉴古人的智慧,推动廉政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障碍,温故可以知新,召公的大廉政思想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甘棠遗爱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尚书全集》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2]《史记》司马迁 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1版
      [3]《诗经》李泽非整理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版
      [4]《中国历史•先秦史》沈长云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本文收入《召公勤廉文化征文选编》并获一等奖)

       【作者简介】马庆伟,扶风县法门镇将军马家村人,现为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微信公众号编辑,岐山县楹联诗词学会会员,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论文《从延陵季子言行举止看泰伯奔吴之遗风》被收入《浙江省吴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粹》中,论文《从西汉长沙王吴芮事迹看“让”之智慧》被收入《吴芮文化文集第三卷》中,论文《试论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之渊源及其对当今时代的意义》被收入《张载易学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论文《试论<周易>与周人民族精神的形成——兼论对当今时代的意义》被收入《中国宝鸡周易》中,论文《从周吴文化发展史谈吴文化之“四祖三宗”》被收入《吴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诗联作品被收入《周风雅韵》一书中。主编有《魅力京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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