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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研究吴文化的

11-08-27

陆 咸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吴文化已经引起苏州地区许多人的兴趣，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我国改革开放是要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要求各地充分调度本地区的优势，在国内以及国际的经济活动中树立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兴起了“吴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样做，既是为了通过研究历史文化来深入理解苏州地区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树立发展苏州的自信，有利于提高对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什么是“文化”，历来中外对它的解释甚多，据《辞海》介绍，多达一百多种。不过近年来比较统一的理解，主要是三个层次，一是人类的物质创造，(包括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二是制度创造(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组织)，三是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把这三种文化形态有机地组合起来了。这一经典论述，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我研究吴文化，是从1998年开始的。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文章：《传统文化的自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是“提高传统文化的自觉。”“对传统文化从盲目状态进入自觉的状态，以理性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的过程……是提高对自身文化自信的过程。”在2001年， 我在为凡一同志所著的《“盆景美学”及其它》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传统文化对苏州人民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了苏州人的尊严和自信，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民族风格的资源。”

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到今天仍有重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早已过去，我们已经不可能有当时人的亲身感受。这是今天进行研究的困难;但也因此，也就没有当时人难免的历史局限，更便于运用理性进行思考，可以更深刻、更科学地理解隐藏在这些事件深处的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关键是要尽可能地调度一切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历史上的事件进行再认识。

十年来，我对吴文化的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把考古成果和古籍研究结合起来，对上古时期吴文化进行再认识。

过去研究吴文化，主要依据《左传》、《史记》等古籍，这当然是需要的，也可以说研究得仍然是不够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方面的成就。许多文章说吴国的历史，都是从“泰伯奔吴”说起，根据是《史记》的记载。其实在泰伯奔吴以前，太湖地区已经有几千年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一般称为良渚文化)。吴国的文化主要是建筑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上的。我写的《苏州文化的起源》，认为春秋时的吴国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吴越文化(良渚文化)和中原地区周初文化的初步结合，而以良渚文化为基础。以后，我又写了《关于良渚文化区域性的通信》一文，根据台湾故宫博物院杨美丽先生对良渚文化研究的成果，提出：吴、越文化虽然是同源，但也还是有差别的。杨先生认为：在太湖地区所发现的三角型双刃工具“可以说是良渚文化先民智慧的结晶。”但这一石器工具只见于环太湖地区(出现在吴县光福)，而不见于良渚文化的其它地区(浙东地区没有发现)。根据这一论述，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虽同为良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有地域性差别的：“同样是防水灾，越人重在筑海塘，吴人则重在挖水沟，开运河;如果灾害无法防止，越人就迁徙、流散。在中国古代各族间，越人是最能迁徙的。而吴人则登高地，开沟渠，筑圩田。”这篇文章把考古研究引进到吴文化研究中，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件石器工具中，分折了吴越文化的同中之异。

但由于我对考古是外行，知识不多，只能主要是引用一些已有的考古成果，不能有更深的开拓。

二 、把地理知识引用到吴文化研究中。

地理，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地质等，对一定地区文化的产生关系重大。过去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十分强调这一点，但却被斯大林批评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是斯大林错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首先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一切从地理环境实际出发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环太湖地区的“浅碟形”地貌对吴文化发展的影响，特别在《天堂考》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考证。正是由于这种地貌，使吴地人民特别重视水利事业。吴地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努力，营造出了“九里一纵浦，十里一横墉”，人工水道纵横交错的局面，为粮食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諺语。同时，也造成了开掘邗沟这一对沟通全国交通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行动，为京杭大运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吴文化的许多现象，都要从这一地区的地貌形态上得到解读。

一个地区的文化不仅受本地区的地理状态的影响，也受周边地区地理状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光要研究环太湖地区的地理特点，还要研究周边地区的地理特点。我是在研究了周边地区的地理状况，特别是浙江的地形地貌以后，才理解苏州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写了《苏州区位优势的历史考察》一文。在研究了江淮地区的地形地貌后，理解了吴文化对京杭大运河建设的影响，以及京杭大运河对全国经济和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后，写了《吴文化和京杭大运河》一文。在研究了南京、苏州、扬州之间的相互关系后，写了《江苏文化的整体性》一文，认为这三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我还研究了吴国和鲁国的关系，写了《略论春秋时期的吴、鲁关系》一文。

三、把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

从大文化的概念来看，经济是包括在文化之内的。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主要是指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文学艺术。要研究吴文化，就要理解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这就要求我们用经济学的知识研究各个时期苏州地区的经济情况。我写的《夫差与扬州》一文，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从他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夫差的开掘邗沟，是有利于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事业，因而对夫差这个历史人物应该肯定。我初步探讨了江南地区经济演变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后，写了《吴文化发展和演变的经济基础》。由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从“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衣被天下”，是一次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小城镇的大繁荣，城市面貌的大变化;并影响到全国，推动了全国性的经济布局的调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大量进入全国;湖广地区的粮食进入江南，山西、安徽、广东等地大量资金进入苏州。有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明、清时期苏州文化的光彩夺目。当前在世界引起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基本上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太湖地区，如古典园林、昆曲、吴门画派、苏绣、桃花坞木刻等。我写了《从”苏湖熟天下足”到”衣被天下”》一文，论述这一时期苏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还写了《理解顾炎武》、《明清时期苏州知识分子的命运》等文章，对这一时期苏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进行了评述。

四、用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昆剧、评弹等艺术门类进行研究。

起源于太湖地区的昆剧和评弹，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两大艺术门类。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东方艺术体系。为了保持这二大艺术门类的中国特色，我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体现在其中的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中国特点，这些中国特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以及在昆剧和评弹中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途径。我希望在这些艺术门类中保持中国特色，使其能成为苏州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昆剧方面，先后写了《昆剧散论》《世界文化遗产与昆剧》等多篇论文，有近六万字;在评弹方面，写了《评弹艺术随想》、《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指导》等论文，约三万字。

以上几个方面，十年来，我共写了吴文化方面的文章约二十多万字。

要做好吴文化研究，首先要认真学习，还要善于思考。研究的目的是求“真”，不能有功利主义思想。我们说要“古为今用”，指的是掌握了历史规律，可以更好地认识今天，基础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只有本着谦虚的精神，认真学习、勤于思考，才能有所作为。

2007年，我患脑梗塞(中风)，停止研究约一年，一年以后，病情有好转，但后遗症严重，工作效率大减。自知来日不多，必须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力争多做一些研究。

(作者系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