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唐寅《虚阁晚凉图》
传世的唐寅伪作和存疑之作几遍天下。在鉴定其画作真伪时,相对于其印章而言,款署和书法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虽然“伪好物”并非完全毫无价值,但伪作上的题跋文字则绝不可当作真史料运用,否则就是误人误己、以讹传讹的伪研究。所以,对凡是有重大争议的古书画作品,应该宁严勿宽,宁紧勿松。唯有如此,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基础才有可能夯实,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上海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院分别藏有两幅唐寅《虚阁晚凉图》轴(以下简称上博本与川博本),两画虽然同名,但所画的内容、材质、尺寸等均不相同,仅是题画七绝诗相同而已。两画均非常出名,且屡经出版和展览。鉴定界和学界大多认为,上博本是其晚年之作,川博本是其中年之作。
上博本《虚阁晚凉图》,纸本淡设色,纵59.3厘米,横31.6厘米。图绘山麓临水之处,丛树掩映中两间茅屋,一人安坐,一童子端茶。屋外有一木板小桥,树后山峰用淡墨画出轮廓,峰巅浓墨苔点。整个画面用粗笔法,有逸笔草草之感。左上行书题云:“虚阁临溪足晚凉,槛前千斛藕花香。蔗浆满貯金瓯冷,复有新蒸薄荷霜。唐寅画。”钤“唐伯虎”朱文印。图上有七方鉴藏印: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太仓陆润之印、丹徒陈长吉字石逸印、逸庐、徐邦达珍赏印等。
诗堂左侧大字题:“明唐子畏虚阁晚凉图真迹。吴湖帆题。”下钤:吴湖帆、梅景书屋。右侧陈定山小字题:“唐子畏纸本传世绝尠,近独见此又为极晚笔。子畏设色多雅澹,此独浑厚,盖三绝也。定山。”下钤朱文印:定山。诗堂右下角有徐邦达早年斋号印:心远草堂。诗堂用纸似为古籍的内页(反面)。
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东方出版社中心2011年版)第三册中上博本《虚阁晚凉图》:“真迹、精。吴湖帆题诗塘‘虚阁晚凉图’,又题‘薄荷霜’。陆时化著录。”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册中的上博本《虚阁晚凉图》:“OO。作者自题七绝一首(粗笔草草)。朱之赤物,狄平子物,徐邦达旧藏。《吴越所见书画录》、《中国名画集》著录。时间较晚,画法不一般。”“OO”代表是真迹和佳作。
唐寅七绝题画诗,在明万历刻本《唐伯虎先生集》、清嘉庆刻本《六如居士全集》等书中均未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中此题画诗编入《辑补卷第四》中,依据的是上博本。劳、杨二书中,均注明上博本曾经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此书卷三中是《唐六如草阁晚凉图立轴》:“纸本,浓设色。高一尺六寸,阔九寸一分。”但题画诗第一句为“草阁临溪足晚凉”,图上非常清晰是“虚阁临溪足晚凉”。不知是陆氏笔误,还是手民之误。古书画著录文字,不可有一字之误,否则有可能被怀疑是两件不同的作品,或是伪赝者故意留下的“暗门活口”。
上博本《虚阁晚凉图》自明末起递藏大致如下:朱之赤→程氏(图上有一印不辨)→陆时化(润之)→陈长吉(逸庵)→狄学耕、狄平子→徐邦达→不详→上海博物馆,可谓流传有序。中国书画非常讲究是否流传清晰,是否曾经著录,虽然流传有序和曾经著录并不能证明就是百分百的真迹,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件藏品的“身世清白”。而一件“横空出世”的书画“名迹”,往往会引起人们的疑心或警觉。另外,上博本《虚阁晚凉图》又有吴湖帆、陈定山、徐邦达三位鉴藏大家的“保驾护航”,所以是唐寅少有争议的真迹。我一直对传世唐寅画作中的那些精细繁缛、设色浓丽的作品深感存疑,而对某些所谓的“一稿多本”之作尤甚。我比较认同吴湖帆在《吴氏书画记》中所言:“六如居士赋性放逸,所作书画都挥洒立就,与文衡山处处经营不同。且其生性喜画素绢,故纸本者十不得一;而纸本画往往荒率随笔,刻意者又绝不见也。”
川博本《虚阁晚凉图》,绢本设色,纵171厘米,横138厘米。图绘临水高树之下草阁一间,草屋一间,草阁中有两人对坐清谈纳凉,草屋门口一童子手端茶盘正走向草阁。远处一板桥上有高士和童子二人正在前来会友。远峰山峦如画,山麓群树郁郁葱葱,溪流潺潺流向近岸。整个画面笔墨和设色均异常精湛,功力极深。此图近处岸石,远处峰峦均以石绿设色,浓淡雅洁,四株树叶均用细笔描绘,一丝不乱。但画面上已有几处残损痕迹。
左上方题云:“虚阁临溪□晚凉,槛前千斛藕花香。蔗浆满貯金瓯冷,更有新蒸薄荷霜。吴门唐寅。”引首钤“梦墨亭”,款下钤“唐伯虎”“南京解元”二印。图上无鉴藏印。题诗首句中有一字已残不辨,此字或是“足”字。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著录。
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第捌册中按语云:“真迹、精。此为大青绿,甚精,是唐寅从早年向中年转变时的风格。”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柒册:“OO。大轴,绢,重彩。自题七绝。大千物。残破,脱色。”劳、杨两书均认为是真迹。川博本的笔墨确实比上博本笔墨工细精湛,但以我的拙眼来看,此图有较明显的周臣、仇英画风和设色风格,尤其是石绿设色、群树、草阁草屋等均极为神似。另外,唐寅题字书法稍显纤弱,不似一笔写成,疑似临写而成。而上博本中的书法远较之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我个人认为:此画是佳作,但是否是唐寅真迹,颇为存疑。
另还有一种可能,唐寅此画是题他人之作而为应酬之物。晚明鉴藏家张丑《清河书画舫》皱字号第十二《唐寅》中有云:“评定书画,今人多以款识为据,不知魏晋字迹,唐宋画本,有款者十无一二。间有出后人蛇足者,在慧眼自不难辨。有如近年启南(即沈周)、子畏(即唐寅)二公,往往手题他人画笔为应酬之具,倘非刻意玩索,徒知款识,雅士亦为其所眩矣。”所以,退一步而言,如果川博本《虚阁晚凉图》上的唐寅题跋确是真迹,此图或是“题他人画笔为应酬之具”。
传世的唐寅书画真伪鉴定极难,在明代书画家中唐寅伪赝和托名之作,数量不少于文徵明、董其昌两家,而且有些伪赝之作比真迹还要“好”,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真伪,故一般的藏家都不敢轻易去碰。鉴定唐寅画作,当先看画上的书法优劣和真伪,而不可先看画,否则十之八九误鉴走眼。所以一定要非常熟悉唐寅各个时期的书风和特点,但最大难度就在于某些“穷款”或仅钤有印章之作。唐寅的印章对鉴定其作品真伪几乎起不到辅助作用,他的一枚印章往往有多枚复刻,而且少有公认的“标准件”,故真伪难辨。
唐寅一生书法明显受欧阳询、李邕、颜真卿、米芾、赵孟頫、文徵明诸家及怀仁《集王圣教序》等的影响,转益多师,其早、中、晚书风也不尽相同。今人大都熟悉他的中年时期的作品,笔笔交代清晰,各字间既独立又有互动,圆劲散逸。苏州博物馆藏《行书七律诗》轴(首句“龙头独对五千文”)应是其中年左右的“标准件”。晚年书风更趋精熟,结字又趋方而偏长,上海博物馆藏《行书七律二十一首》卷(嘉靖二年),可能是其绝笔之作,也是晚年代表作之一,虽看似不经意的随手之作,实有传世之响。如果要研究和熟悉唐寅的书法,最理想的途径就是临写他各个时期的“标准件”和代表作,此或许是事半功倍之举。明代学者王廷相尝云:“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一切学问、艺事皆当如是。
应该将唐寅早、中、晚各个时期的款署进行一次编年梳理。但唐寅的书画中以无署年者居多,这或许是难度之所在。对唐寅的款署或书法研究,在鉴定其绘画作品的真伪时究竟起到多大的参考价值?历来颇有争议。江兆申在《关于唐寅的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一书中曾说过:“今天的鉴古家中,有不少人认为画上的款字无关紧要,对画的真伪,应当直接从画上去求。也有不少人重视款字的参考价值,但往往将画家的款字,看成银行印鉴上的签名,要求其完全一致。因此像唐寅这种随时在变动的字体,遭遇银行退票的机会自然也很多了。”但根据书法和款署可鉴,重庆三峡博物馆所藏唐寅款《仿韩熙载夜宴图》卷,当是后人托名之作。它的上限最多也就到晚明时期。
传世的唐寅伪作和存疑之作几遍天下。在鉴定其画作真伪时,相对于其印章而言,款署和书法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虽然“伪好物”并非完全毫无价值,但伪作上的题跋文字则绝不可当作真史料运用,否则就是误人误己、以讹传讹的伪研究。所以,对凡是有重大争议的古书画作品,应该宁严勿宽,宁紧勿松。唯有如此,中国书画史研究的基础才有可能夯实,屹立千秋而不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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