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传：汪中

发布时间：2019-04-11 11:57 来源：小蘑菇讲历史

　　汪中（1744—1794），初名秉中，后名中，字容甫。江都人。7岁丧父，家无寸田尺宅，母邹氏以纺织维持生计日逢大灾荒，举家从旧城迁城北，母子以乞讨度日。，所居墙壁破败，每冬夜号寒，不敢抱存活之望。家沃某，贫不能从师就读，由其母口授启蒙读物。14岁起到用书店当徒工，业余借阅经籍，十行并下。又留意搜容四集金石文字，时常获得珍稀资料。16岁学作诗，取法杜甫、韩愈，咏叹孤贫身世，常有佳作。20岁应试作《射雁赋》列府属第一，得到江苏督学李因效培赏识，为江都县学附生，攻习诗文愈加勤奋。杭举于世骏主讲安定书院，指示其致力于经史之学。遂遍读群经注疏，并分吉、凶、军、宾、嘉五类纂辑《三礼注疏记要》。25岁迁居至仪征，肄业于乐仪书院。使所居破屋三间，地势低洼。夏日江潮暴涨，室内积均质水深二尺，全家不得安宁。这种状况延续十年之久。乐仪书院山长沈廷芳推重其学，怜其酷贫，经常有合一所接济。他渴望摆脱困境，秋季至江宁应乡试。传分文角公主司者已初定中式，但最终还是遭淘汰。这使他大受刺激，以致病怔忡，决意不再参加省试。

　　28岁时，汪中至安徽当涂为学政朱筠幕宾，结识王念孙、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章学诚等。自此“束诗不讲”，并力于古文创作与经学研究。29岁至泰州应试，与刘台拱定交。30岁与高邮州诗人、经学家贾田祖定交。在安徽学政朱筠署中与王念孙等同校《大戴礼记》。朱筠离任前，写信建议宁绍台道冯廷丞延聘汪中为幕宾，说:“汪生，通人也。其学知经传之义而达于史事，又善为古文词。筠在江南，尚或为之所；筠去，恐遂穷以死。其才当为世爱惜之。”33岁受知于督学谢墉，补廪膳生。谢氏曾对一些优秀生员说，他们如能得到汪中指教，进步将更大。又说:“予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学，则予于容甫北面矣。”闻之，感激落泪。其时治学范围进一步扩大，经传之外，于《管子》《墨子》《晏子春秋》《列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多有新见。

　　其自题篆书说:“极深研几，疏通知远”；“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与卢文弨交流校理古籍心得。42岁校勘《墨子》，撰《墨子后序》46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之前毕沅任河南巡抚，闻汪中之名，已欲招聘，汪中复信说:“嘉善谢侍郎为某举主，今在江南，某义不可他往。来岁将事公于梁。有士如某，公无遐弃之道。天下有公，某无饿死之法。”游武昌，撰《黄鹤楼铭》，歙县程瑶田书于石，嘉定钱坫篆额，时人誉为三绝”。47岁，受盐政戴全德礼聘，至镇江校理文宗阁《四库全书》，竭两年心力，是正文字。49岁，选辑历年所作，写定《述学》，分为“内篇”三卷、“外篇”一卷，刊刻行世。不久，翁方纲读到其中论《墨子》之文，斥为离经叛道，对他构成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51岁，因盐政戴全德推荐，十月至杭州校理文澜阁《四库全书》，十一月十九日卒于寓所浙中学术名流卢文弨、孙志祖、梁同书、梁履绳等为文祭之。

　　汪中治学范围很广，在经传、史地、诸子、小学、文学、金石、书画等方面都有高深造诣。所著《述学》《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广陵通典》等虽然卷帙不多，均足称精品。其研究重心是以先秦学术为基本领域的“古学”。秉承昊、皖两派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他主张由考据训诂而获得对于经传的确解。在乾隆四十一年写给刘台拱的书信中说:“书契之始，有声音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故小学必自声音始，而形体训话次之这是他和钱大昕，王念孙等人共同研究而提出的新见解。《释连山》《释童》都是采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而发明古义。在《释三九》中提出，读古书应当注重领会文义而不拘泥于文字。例如，古书中说“三”、“九”，有时是虚数而非实指，说十、百、千、万也是如此。数词的虚化用法，得形容之妙，可以使语言文雅、辞气畅酣。要识别古籍中婉曲的修辞手法，必须“好学深思”，掌握充足的证据，加以恰当的归纳。这是汪中在训诂实践中获得的重要经验。

　　汪中与乾嘉朴学家相比，更为卓越之处在于考据与义理兼擅。唐、宋以来学者主张以孔、孟为儒学正传。他考索先秦至西汉儒家学术传承的历史，发现《毛诗》《鲁诗》《韩诗》《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礼记》等多种经传的传习都出于荀子一系，认为荀子“尤有功于诸经”。并提出，从周公之作经，到孔子之述经，再到荀子之传经，是儒家固有的学术统绪。这种学统观，是对理学道统观的挑战。其《吕氏春秋序》说:“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指出诸子之学同样植根于西周文化，为东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独特价值，这就为诸子学研究的繁荣打通了道路。

　　汪中的《广陵通典》未完稿，记述从吴王夫差筑城于邗沟开始，于唐末。他充分关注朝廷方针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西汉吴王刘濞在位期间，扬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汪中一方面直书刘濞对铜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也指出朝廷实施“与民休息”、令诸侯安抚民众的战略，是其施政的历史背景。记述董仲舒、张纲、陈登等对扬州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贡献，揭露汉江都王刘建、广陵王刘胥的劣迹，南朝宋孝武帝对扬州的摧残，赋予这部地方史著述比较深刻的借鉴汪中有不少文章历来脍炙人口。

　　如《哀盐船文》，杭世骏谓之“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广陵对》《黄鹤楼铭》《吊黄祖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自序》等篇，也都是雄丽动人之作。凌廷堪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作《上洗马翁覃溪师书》载:“今年在扬州，见汪君容甫，研经论古，偶及篇章。汪君则以为《周官》《左传》本是经典；马《史》班《书》亦归纪载；孟、荀之著述迥异于鸿篇，贾、孔之义疏不同于盛藻。所谓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马、扬、崔、蔡，实承其绪；建安而后，流风大畅；太清以前，正声未泯。是故萧统一《序》，已得要领；刘勰数篇，尤征夫详备。唐之韩、柳，深谙斯理；降至修、轼，寖失其传。是说也，同学或疑之，廷堪则深信焉。”汪中的文学史观与文学理念，与桐城派崇尚八家文针锋相对，为扬州学派后起者所祖述。

　　其子喜孙，字孟慈，号荀叔。9岁丧父，靠母亲朱氏教以成立。22岁中举人。屡应礼部会试下第，29岁获鲍勋茂资助，捐纳为内阁中书。久居下僚，56岁得候补知府。以正直勤勉，60岁实授河南怀庆知府。63岁，以过度劳累而卒于任上。汪中著述，多赖喜孙搜集整理而得以保存。为学崇尚“道与艺合，道与器俱”。因受嘉庆、道光年间学术思潮影响，治经倾向于汉宋兼容，与其父有所不同。又特重行政实务，在发展农业、治理河道、整顿财经秩序等方面颇有研究。著有《容甫先生年谱》《从政录》《汪氏学行记》《孤儿编》《且住庵诗文稿》等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