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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聂宗科

“中国早期文明的三个阶段”是编写《中华早期文明论》《周原文明史论》过程中考查、学习、总结的一点感受。人类是动物界的特殊物种，“人从哪里来?”至今还在争论。他以血缘关系构成了家部落，然后形成族部落，族部落间相互依存、相互争夺、兼并发展，形成大国成立之前小国林立的局面。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思想是相通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生活实践逐步形成的;它与人的本性、本能，自然界的活动规律、生活习俗、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考古证实，人类发展是阶梯式推进的。这已被黄河等流域发现的仰韶龙山时期文化遗存所证实，这也说明了远古时期中华先民已经有了居住生活的实例。他们的生活来源中出现了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生产为主的氏族活动痕迹，这与7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考虑到古埃及文明与中国文明虽然在文字记载上相差2000多年，究其原因是文字形成时间差所造成的。在文字没有形成之前，故事传承、也是一种历史记载方式，这已经得到考古证实。

文化是人类在大自然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自然界的一切活动规律、天文地理、气侯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动态、思想动态、精神动态。文明则是人类与大自然搏斗过程中、通过创造、实践、沉淀以后所总结的优质成果，这种成果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很适合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需求，能够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生活进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最终满足人的思想愿望、精神愿望与物质愿望。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成体系与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起到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作用。中华文明影响了世界文明，世界文明也影响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人类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总结出了适应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优秀文明基因，为推动世界各民族健康和谐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中国百年考古在国内26省区发现的一百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可以看出，远古时期，中国人的先祖已经在古中国大地不同的区域有了生存的迹象。针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考证，是依据考古发现的上古时代遗址、遗存、历史故事传承、人类生存的本性和生活规律等因素研究确定的。上古时代历史，是指现存文字记载出现以前，也就是夏以前历史。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历史，持续时间2000年左右，它的分布范围在甘肃、陕西、河南三省黄河中上游地区。从仰韶文化的区域范围和考证时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历史的主流，是从甘肃～陕西～河南黄河中上游地区逐步向外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大地湾文化、北首岭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等。国内其它地区也有发现，但数量不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是以石斧、石铲、磨盘、骨器、鱼叉、箭头和手工陶器为主要特征，距今约7000～5000年历史。这个时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换阶段，也是古代中国文明发起的初期阶段。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从上古时期的故事传说和考古成果分析：伏羲氏开创了人文之先，成为百王之首;世界对四大文明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分布范围西起陕西，东至海滨，北达辽东半岛，南到江苏，涵盖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龙山文化在考古上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文化，遗存文物以黑陶为主要特征。它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400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陕西主要分布于渭河、泾河流域的姜嫄遗址、古邰遗址、刘家遗址、双庵遗址、姜城堡遗址，客省庄、长乐坡等。河南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山西的陶寺文化遗址，山东的城子崖遗址、大汶口文化等以及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古国时代，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从三皇五帝故事传说与考古发掘成果分析：黄帝一统中国;尧舜树德立政、改革农耕、历法、治理水患，奠定了立国之本。

夏、商、周历史是在仰韶、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即公元前2070～公元前256年。这个时期，具有国家统治的政权机构诞生，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制度体系形成;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农工商全面发展。与夏、商共生共进的周人以农耕立族，以传播农业种植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步强大，它的发展过程奠定了国家政权基础。周族依据农耕业发展的各种要求，系统的总结出了适合农业发展的国家机制，把德善美相互融合，以《周礼》为代表的法律典章制度、井田制度、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得到了彻底完善。适合国家健康发展的政治文明、道德精神文明、礼乐制度文明，青铜器文明、城市文明、文字发展等彻底形成。

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民族是由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社会大家庭，华夏民族的发展主流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上的东夷、南蛮、北戎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是最早出现在古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对世界各民族的进步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所做出的贡献居功至伟、无可置疑。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所总结的政治思想文明，道德精神文明、文化修养文明，物质进步文明为人类健康发展创造了思想指南;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所借鉴的智慧宝典。

一、伏羲时代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是枝草塔篷、垒窝挖洞、逐水草洞穴居住;人与动物共生共存，人既是狩猎者，也是被猎者，生命安全没有基本保障;人类春吃草根、夏吃野菜、秋吃野果，到了冬天只能与动物相互残食;过着茹毛饮血、鱼猎釆撷的游猎生活。传说中的人文故事大多是从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时代开启的，由于受文字的限制，好多历史都是以故事形式传承后世，考古对此也有证实。《史记》中记载，伏羲创立八卦、改革婚俗、创造文字、姓氏，开启了人类社会走向的文明进程。从考古发现8000年～60000年前“大地湾文化”、8000年前“北首岭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可以看出，古老的先民们已在黄河等流域生根发芽、繁衍生息，他们是这片黄土地最早的开拓者。古史传说中的人文初祖伏羲氏族、神农氏族就在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水、泾水流域繁衍生息，先民们织网捕鱼、游猎釆集、结绳记事，以群婚群居的原始生存方式繁衍发展。

伏羲，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牺皇、皇羲、《史记》中称伏牺，他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早出现的氏族部落首领。《古史考》《三皇本纪》中记载：“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创立了男娶女嫁的婚姻习俗，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群婚状态，使人口质量得到提升，这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的进步。他始造图文取代结绳记事、创立八卦，女娲发明陶埙、乐器歌谣，开启了中华文化之源。为此，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神农氏尝百草、研医药、发明刀耕火种，种五谷，制耒耜、陶器，把原始的游猎釆集生活改进为半耕、半猎、半定居的生活，这个阶段大约在距今5000～10000之间。

二、尧舜时代

尧舜时代是上古历史时期的改革时代，《尚书》记载：“尧都平阳，划定九州，初建中国，钦定历法，广凿水井，推动农耕，兴办教育”。可见尧在位时，重视民生，以农业发展为主导。他定历法，重教育，教民稼樯。《史记·周本纪》记载：“姜嫄为帝喾元妃，在荒野践巨人迹，身动而有孕，遂生后稷。”“弃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可见尧舜时代，国家开始设立专业农官“后稷”，负责农耕改革，教民稼穑，发展农业生产。《史记·殷本纪》《汤诰》又称禹、皋陶、后稷为“三公”，认为三公“久劳于外，其功于民，民乃有安”。

自古道：民以食为天，天下之事，莫大于民生。《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这就说明古代皇帝重视粮食生产的程度。试想，如果一群人整天东奔西跑、忍饥挨饿、为吃饭而奔波，饿着肚子的人会有“文明”吗?

从尧舜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后稷改革农耕，彻底改变了原始社会因食物获取人类无法长期定居的生存方式。生产力的进步使人类生活出现剩余，人们开始对居住有了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节气历法得到完善，“农历”诞生。农耕生产推动了水利建设。《禹贡》记载：“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然则壶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从史料中的治水区域可以看出，这里正是当年尧帝封给后稷弃的“古邰国”之地。可见大禹治水目的并非完全为了导洪，而是为了农耕生产。虽然《史记》等史料中的说法是治理洪水，但若仔细分析，游猎生活方式需要治理水患吗?治水有何意义?从尧舜时代产生的社会机构、官吏设置、法律法规可以看出，这个阶段是人类发展大变革时期，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主导方式，而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后稷弃。《汉书·食货志》记载“后稷始甽田。”后稷是尧舜时期开启水利浇灌的第一人。

“教民稼樯”使尧舜部落迅速壮大，农耕产生使人类开始大范围定居，生活保障和生活质量提高促生了人口数量增长。战国时期大农学家许行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促生了管理机制，共生共存的生活方式让大家有了安全保障，一个依靠农业种植发展为生活主导的部落文化诞生了。新的部落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生存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进步，人类开始走向文明的历程，这也是炎黄民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真正原因。

古代，皇帝亲耕是一项传统礼节，到了耕耤的日子，皇帝要身穿吉服，法驾卤簿导引，文武官员农坛陪祭，祭拜农神要更换服装，在耤田上行躬耕礼，经过一系列的流程之后，才能种稻、黍、谷、麦、豆等粮食作物。可见农业是万业之源，是建立巩固国家的根本。假如一个民族没有农业，则民不稳、心不定、何以成国?社会机制、道德观念又从何谈起?后稷所创新的农业，是在原始农业基础上改革而来的，他的贡献是农耕专业化，科学种植化，生产规模化、人口定居化、部落制度化、人类生存方式稳定化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产生了国家经济，行业管理机制、管理人员架构、制度相应产生。工农商业体系基本形成，民众生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新立国家的基础。

1、农耕创新发展使“弃”获得了“后稷”农官职称与姓名，一个斩新的农耕生产部族诞生，先周文化由此开启。

2、农耕种植技术的发展形成了种秄研究、节气研究、土壤学研究、水利研究、耕作技术、仓诸技术、生产工具、食用方法、食用工具等研究体系。文明基因从此诞生，农业科学的创新发展开始初显成就。

3、农耕种植改变了原始社会人类生存方式，使人类5000年前半耕半猎的生活得到彻底改善，定居生活方式产生了机制管理办法和管理人员，这就是居住文明的早期演变过程。

4、人类大量的聚集发展，使人类开始强于兽类，人的生命有了安全感，这也是人类战胜兽类的基础，也是部落联盟机制的形成基础。

5、“教民稼樯”生产技术的传播，促进了后稷部落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使后稷的管理区域不断扩大，族群力量、数量不断增长。

6、农耕出现剩余粮食以后，有了穷富差距，导致产生了私有制。促进了奴隶制社会向“家天下”国家转型发展，这些都是最早形成国家政权的基础因素。

7、农耕文明的发展，加强了农人对农时与节令研究，农历从此开启。民众祈求表达心中愿望的农业节令祭祀、祭礼、祭品和祭祀时间相应产生(立春祭、夏至祭、秋分祭、冬至祭、农历年祭)。

8、农业耕种技术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粮食，比粮食更为贵重的、以粮食为主要原料酿酒技术得到发展。酒业的发展产生了饮食文化和饮食礼仪。

农业为立国之本，尧舜在农耕生产过程中，依据其生产生活特性，逐步研究配合农业生产和民众生存的制度规则。《尧典》中记载：“尧命令羲、和这两个家族，负责观天像，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时间，制定四时，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教导人们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形成“历法”制度。

同时代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与古中国文明一样，都处于古国部落时代，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究其原因，主要是粮食生产不够专业，生活生存环境还不够成熟，部落间还处在野蛮的争斗之中。从西方对古埃及文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古埃及第一王朝历史开始之前，古埃及全境基本处于分裂状态，部落之间常常为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弱小的部落逐渐被强大的部落所吞并。”这说明了古埃及的文明进程与中华文明的进程基本是相同的。农耕是决定人类定居，社会发展进程的基础。

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注重机制建设，《尚书》中记载：尧选择官员德才兼备，使得族群团结、和睦相处，对官员中的为善之人加以表彰、以资鼓励。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以天下为公、不循私情，注重个人品质、选贤任能、德治天下。他传贤不传子，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将王权禅位于舜。在联盟部落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尧以“德孝”为本，选择联盟首领继承人，派重臣皋陶推行“五礼”“九德”，建立道德体系、提升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自我约束能力，这不仅维护了长、幼、尊、卑的道德属性，形成尊老爱幼孝礼思想，也满足了人类繁衍生存的“本能”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孝感动天”故事就是推崇孝文化典范。国家是由千万个家庭组成的大团体，只有小家安康和谐，国家才能稳定发展。《淮南子·修务训》载：“ 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史记·袁盎列传》载：“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

天灾人祸使人类对大自然产生了恐惧和敬畏之心，古代人为了消除这种心理动态，激励人类对生活的追求，就创立了“祭祀”活动，通过祭祀天地，神鬼，画符消灾等手段引导激发人类本性中的善、去除思想中的恶，从而解除人心理上的障碍，使大家和谐相处。《国语》载：“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祭祀”制度是一种礼制文化，它根据不同人的身份，按时令节气，对人釆取等级化管理。按照职位高低设置不同的祭祀对象、祭品、和祭祀所穿服饰。达到敬畏神灵祖宗，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效果。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参与政事后，处理政务井井有条，在用人制度上不断改进。他举贤纳能，选用品德高尚高辛氏后代“八元”“八恺”分管天下农林和教化，使各项政务治理得当。舜帝为人和善，礼义待人，他做事的地方都会兴起礼让之风。据《史记》记载：舜在历山种田的时候，人们都让他在河畔耕种;他在雷泽捕鱼时，雷泽人都让他先居住;如果他在河滨制陶，那里的陶器就没有不好的。舜在哪里居住，哪里就会聚集人流。一年成村，两年成镇，三年成市。

舜帝时期，南方三苗部落势力强大不服管束。为了臣服三苗，虞舜决定“以德化之”。他通过内修国政外行教化的手段，以德化仁义服人，达到天下归心的目的。他整顿礼制、减轻刑罚，要求人们“行厚德远佞人”。在推举八元为官后，让他们到各地布行教化，倡导人们遵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训导人们饯行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在他的治理下，政行令通八方宾服。

虞舜以身作则德治天下，任用大禹、后稷、皋陶等贤才管理国家政务和经济发展，使民心向善齐贤天下太平，从而达到了治理国家的目的。《史记》载：“唐尧、虞舜时期，天下风清气正。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每个部落都把自己部落的图腾做成实物，形成各种鸟兽相率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的盛大场面。”可见，舜帝对国家的治理、已经达到了“神人共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舜帝晚年，在决定继承人问题上，舜帝认为自己的儿子能力与德行不足以担当重任，就起用治水有功的大禹，接替了自己的位置。司马迁称赞：“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一代伟人毛泽东曾经对尧舜做过这样的评价：“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尧天舜日”被后人喻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原始社会的变革发展进程，世界各民族之间前后不一，对文明发展的贡献也各有所长。但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脉，是立国的根本，是决定一个民族政治文明、经济发展进程的标志。体现这种文明标志的最好论据就是立国时间。所以，生产工具改进、农耕技术改革、立国时间等是确定文明进程的有力佐证。

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进入阶级社会，直至公元前2000年在中叶建立新王国，历时2000年，走完了从小国寡民的诺姆国家到地域王国，直至形成帝国的漫长道路。

公元前19世纪初，阿摩利人的阿姆纳努姆部落在巴比伦摆脱伊新的控制，其首领苏木阿布(前1894～前1881在位)建立巴比伦王国，又称古巴比伦第一王朝。

古印度文明公元前4世纪，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起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古代中国文明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70年，经过2000多年改革发展，在部落联盟发展过程中进入了阶级社会。公元前2070年，在古中国大地上，世界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诞生。

《周易·系辞》中记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生产工具是决定文明进程的重要环节，石器时代大面积发展农耕业是不可能的，原始的农业种植是刀耕火种，耕种区域基本上都在河流两边。因为，农作物栽培在种子萌发时需要水量：水稻为40%，小麦为45%，大豆为110%，这是农作物生长的科学论据，也是上古人类选择河流两岸居住的主要原因;铜器时代农业发展有所进步;铁器诞生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彻底改变。世界最早的铁器发明者是公元前19世纪～前8世纪的赫梯王国，中国紧随其后。

从生产工具所诞生的年代和四大文明古国定居后的立国时间分析，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地区率先进入部落(古国)时代。古中国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夏王朝;古埃及公元前2000年在中叶建立新王国(在古中国，把古国称为氏族部落或联盟部落。而古埃及叫第一王朝)。可见中国的农耕改革早于古埃及100～200年，早于古巴比伦300～400年，早于古印度1000多年。从我国考古发现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还有5000年左右的南佐文化可以看出，中国在距今8000年前就一直有原始农业或釆集农业存在，也有制作陶器、磨制石器和各民族部落依水而居的习俗。由于当时文字还在初起阶段，图腾文字不足以记载历史，但故事传承和考古发现的形体字同样是一种记载方式，古埃及文明定位7000余年历史，其原因是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形成较快，史料记载较早，而中国历史传承，是文字没有形成情况下的故事记载方式，这已经得到考古的证实。

由此可见：中国农耕改革居于世界领先地位，4000多年前的中国农耕文明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大发展。尧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时代，这个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机构正在诞生，后稷改革农耕、大禹治理水患，法律制度基本都是这个时段开始的，这个时期，人类生活、生产、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

三、西周时代

夏商时期，国家实行奴隶制社会制度，人类早期盛行的巫祝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挥，统治者将“神鬼”思想与祭祀文化进行改革，用残酷的“人祭人询”制度维护政权统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严刑峻法给民众造成的危害效应形成，民众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分配制度不均衡和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脱节，直接导致了阶级间的矛盾对立，国家政权统治常常处在岌岌可危之中，这给以农业发展为主导的周族部落提供了研究进步的活教材。以创造农耕立族，以发展农耕壮大周部落，亲身感受了游猎生活、半农半猎生活与定居生活方式在制度管理上的不同，感受了尧舜禹夏商时代社会管理制度中的弊端。周族首领根据农业发展的要求，在吸收尧舜禹夏商国家制度的同时，兼收其它民族部落中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反复实践、不断完善，终于创建了具有周文化特色的典章制度。

古公亶父迁岐以后，周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将上千年辗转发展过程中所总结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各项制度广泛推行，使周族很快的在周原地域站稳脚跟，得到发展。

文王姬昌执政以后，广纳贤士、以力加强对执政团队的改造，他以据农业发展的需求，革除夏商两代王朝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出现的缺陷、弊端，时刻遵循“盛极必衰，物极必反”自然规律，建立政权机构。实行“乡举里选”官吏选拔制度，“考其德行道艺”，举贤用能。考察官吏政绩以廉为本，防止为官者弊端，对官吏实行考核制度：要求官员廉洁善良、正直、尊重他人、廉洁依法、廉洁变通、廉洁有能力。

对民众推行“井田制”土地分配政策，对种田者实行“耕者九一”制，让民众助耕公田减少租税，刺激农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对做官的人给予世代承袭俸禄;以“分封制”配合“宗法制”维护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礼制。

文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了国家政治结构，将孝道文化做为衡量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提出“三德三行”规范标准，倡导“大孝安邦治国，小孝怡情治家”的基本道理，实行“德孝天下”。把“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有“德”的人，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失去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人应该“以德配天”，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实施“德教”的同时建立“礼治”等级化制度，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自觉地遵守礼法，按既定“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这种“礼法结合”“德孝安邦”的治国思想、被后世奉为政治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文王视民如伤”，经常下乡体察民情，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其结果是人口快速增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古周原大地在周文王的治理下，耕田让畔、行者让路，所有的人都遵守“士让大夫、大夫让卿”的规则，等级分明，没有半点僭越。

在“以德配天”思想指导下，文王提出“明德慎罚”主张，要求统治者以“德教”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做到宽缓、谨慎，不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迫使臣民服从。“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对罪犯的处罚不牵连妻子儿女;并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允许百姓在山林中打猎，在河流沼泽中捕捞。

文王时期，甲骨文正在向金文过渡、金文继承了商代金文的风格又有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医学文明交流，以农业为基础、工商业全面发展的国家机制基本完善。文王把甲骨文字应用在周易卦象、卦辞、卜辞之中，用文字向人们传递天命思想。文王“作邑于丰”向中原地区出兵征服黄河以北的黎国、邘国、黄河以南崇国，出现了“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

农业发展促进了工业进步，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不断产生，冶铜作坊、陶器作坊、骨器作坊、石器作坊、纺织作坊、编织作坊、漆器作坊、皮革作坊、印染作坊、木器作坊、酿酒作坊与其它手工业作坊60余类，出现了商业贸易活动。从周原出土的无穷无尽的西周炊器、青铜珍宝、骨玉工具、饰品等文物，不仅能看出周人的思想智慧，而且可以窥见当时盛极一时的时代印记。

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新成立的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商朝残余和各地诸侯都还拥有自己的军队，仍占有很多区域，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以当时周军的力量和交通条件，不可能一举消灭商族残余，这给刚成立的周朝新政产生了巨大压力。在处理各民族之间问题时，武王既要利用战争收获武装自身，又要分化瓦解商族残余势力、安抚商民给自己争取时间。他多次研究、深思熟虑，对夏商遗民和社会各阶层、诸侯部落釆取了包容接纳的智慧措施，稳定了国家政权基础。

1、实行分封制度：把周王族的兄弟、子侄，战争中的有功之臣、以及先代贵族、部落首领召集起来，论功行赏分封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以周天子统治下地方行政机构，按疆土与京城距离远近分封土地和人民，形成有层次的诸侯国统治。使受封者在所封土地上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最终达到周王朝全面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奖励他们对周王朝的贡献、安定其心;二是继续利用他们的忠诚，健全地方管理机构，稳定地方局势，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三是促进国家经济机制正常运行发展。

2、针对殷商遗民和商朝原王公贵族，武王釆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赏罚共用的措施。先把纣王儿子召来，以“兴灭国”名义把原直属商纣的王畿地域继续划归纣王儿子武庚管理，使商遗民既感受到殷商的存在，又感受到武王的恩泽，认为周人是“吊民伐纣”、是正义之举，是为人民讨罚无道的统治者。这样以来，就彻底扭转民族间对立情绪，得到了商朝遗民的支持与拥戴。

3、把殷商时期王公贵族、俘虏殷顽全部押送周朝核心区周原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改变殷商旧臣思想观，分化瓦解殷商政治阵营残存力量，把周与商之间的对立矛盾，转化为殷商内部矛盾。

4、为了防患于未然，武王又在武庚封地周边设立“三监”。邶、墉、卫三国，让兄弟霍叔、管叔、蔡叔分别管理，起到监督、震慑殷商遗民作用。

5、武王还设计了以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吏制度，下设三公、六卿、五司。各级官吏都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俸禄采邑也世代享用，这种官职延续体制称“世卿世禄制”。

“宗法制”是“分封制”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其本质不在于区分血统关系，而在于确定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原则，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它和“分封制”相结合构成了奴隶制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管理体系，解除了周王朝新政隐患，巩固了政权，使周的统治得到稳定发展。从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和方法可以看出，周武王姬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智慧家、军事家，他知人善用、胸怀宽广、包容万物，具备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他不仅能够建立政权，而且能够稳定政权，使政权得到充分的应用。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继位。他继续推行“礼制”，把《诗》《书》《礼》《乐》相互结合治理国家，成为周王朝治理天下的各种礼仪典章制度。周人认为：“礼”是体现一个人道德伦理、修养素质的基础表现方式;“乐”则是一个人的情感思想、欲念满足程度的体现方式。周王朝统治者所讲的“礼”、是用来统治人民巩固贵族权力一种文明手段。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宗法制度、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维护贵族的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加强王权统治。

《周礼》规定，天子进食用九鼎八簋，所谓“一言九鼎”即由此而来。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鼎的大小与数量多少，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高低。《周礼》规范了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权利、义务，建立了差异有别的社会等级秩序。

周人在继承古代祭祀礼仪制度基础上，对人类生活中的各项礼仪加以完善。祭祀身份不同，规模大小不同，“祭品”也不同，任何人都不能逾礼，如天子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卿大夫用特牲。《周礼》典籍中将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周人遇到婚、丧、嫁、娶，老人过寿、孩子满月等大事，非常讲究礼节，处处都渗透着周礼的表现形式。

“乐”是周人在宗庙祭祀当中、族长乡里之间、父子兄弟之间等社交场所沟通情感的交流方式。其目的是通过‘乐律’唤起血缘亲情，化解周礼所产生的等级化、秩序化矛盾。乐的作用很奇特，它的音律感，对人体各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影响，人所产生的喜、怒、哀、乐、性情变化、精神思想转移无不与它有关。音乐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深远的。

在乐器中“鼓为乐器之王”“八音之首”。奏乐之前都要有鼓。鼓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渔猎时代”。传说有一天，一个原始人抓了一条大鳄鱼，将鳄鱼杀完后，将鱼皮随手扔在一个器物上，过了一段时间，鳄鱼皮干结，形成鼓的形状，非常硬。有一天，一只野兽寻找食物，被刚回来的原始人看见了，这个原始人便拣起一块石头，向野兽的头部砸去，野兽非常灵活，只一跳就躲开石头，石头没有砸在野兽头上，却砸在旁边鼓形鳄鱼皮上，“咚”一声巨响，好像惊雷一样，一下子把野兽给吓住了，这个原始人也吓得往外跑，跑出好远才站住，回头看看，发现没有其它动静，就小心翼翼的地回来查看，看见野兽躺在地上死了。这人就寻找原因，试着用石头敲打刚才发出巨响的鱼皮，才知道是一种声音。从此，这个原始人便把鱼皮做成鼓形，代替敲木声音用于围猎。

文王时期，鼓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鼓声震天，人们便将鼓尊奉为通天神器和祭祀乐器，由专人“司鼓”，叫“鼓人”。周人发挥鼓的特点，利用鼓的声音震慑人心，鼓舞军士斗志，擂鼓助威、“天命所指”。节日庆典，战争胜利都要鼓乐齐鸣。官员办案要击鼓升堂。鼓成为开国典礼、重大事件、战场撕杀、老百姓逢年过节，喜庆余年的重要器物，与时代俱进。现在生活中好多文字语言都与鼓有关。这就是鼓乐文化重要作用，它能使人感受到高兴、快乐，产生振奋、威严和积极向上的能量，也能产生震慑人心，惊悚悲伤的效应。

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人类从远古蛮荒一步步走向人类文明。俗可以是民间欢庆乐鼓，雅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饮。这些，都是“礼乐文明”所产生的效应。鼓文化应用非常广泛，人们把祭祀用鼓叫“雷鼓”，把乐队演奏的鼓叫做“晋鼓”，战争时用鼓叫“战鼓”，军旅途中的鼓叫做“路鼓”等等。据史料记载，周代用于军事上的鼓长八尺，鼓面宽四尺，两面蒙革，制作精细。

“周乐”既能让人振奋，也能使人安静、让人解除疲劳放松身心。周人总结的“礼乐文明”教化典章制度，对人类思想文明影响达到了潜移默化、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效果。“制礼作乐”对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产生了巨大贡献。其思想智慧在古今社会几千年间，一直被人们所尊崇。由礼乐文明所衍生的华夏文明，造就了影响世界文明的“礼仪之邦”。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此处存在争议，一说此处周官为《周礼》，一说为《尚书·周官》)《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这是史料对周礼制度时间和人物的记载。

《周礼》记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它把六官的职能分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秋官•大司寇》也记载：“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由此可见，《周礼》的涵盖范围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西周时期通过官制维护分封、宗法、继承制度，调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规范的法律准则。

周公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总结者，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基调。《周礼》通过层层分封，形成了等级严密的社会体制，共同对社会秩序发挥着调节、约束和惩戒作用，《管子•枢言》中说：“法出于礼。”可见“礼”是一种社会道德教化工具，而“法”则是一种事后的惩罚措施。礼与法虽然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自己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礼乐文化相互配合，构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到国家社会各阶层官吏，下到社会普通阶层民众，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创建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气象。这就是周族依据农耕文化发展的需求，建立的国家体制法规，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它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居功至伟，为后世中国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政治依据，它的思想智慧高度、政治文明高度、治国驭民高度、判断是非高度、礼节仪范思想高度影响后世，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

【作者简介】聂宗科，陕西扶风人，大学本科，生于1961年。法门寺艺术馆馆长。陕甘豫晋鲁“周文化研究交流联谊会”会长。宝鸡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宝鸡市乡土工匠“民间文艺家”。中国收藏网特聘顾问。夏商周历史文化独立研究学者。从事文化教育等行业近二十年，对中华早期文明略有研究，曾著《周原文明史论》《中华文明之源》等作品(正在出版)。“中华文明的三个时代”论是研究过程中的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希望与各位读者共勉，扬我中华之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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