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虞王朝时期的吴地文化

发布时间：2017-11-01 09:24 来源：天下吴氏

《韩非子·显学》载：“虞夏二千余岁”。历史学家断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夏为471年，据此虞朝当是1600年左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已明确提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某些古籍称中国古代有虞、夏、商、周四代。司马迁又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都”就是当年虞国之都。古语说：“虞夏过万，商汤三千，周朝八百。”古代中国方国众多，在舜之前，虞国是众多方国之一。王树民考证《国语》、《左传》、《史记》及《五帝德》、《帝系姓》等著作，认为虞舜是虞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有虞氏的世系15个名号：幕、穷蝉、敬康、句芒、虫乔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

舜继尧担任夷夏方国联盟的“共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了建设。虞作为一个时代，已经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等文明社会的要素，虞国产生德的教化，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是氏族部落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

尧舜二人之所以是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推行的“禅让制”。史料记载，尧传位给舜，同时留下“允执厥中”四字遗言;舜再传位给大禹，进一步归纳为十六字遗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遗言又被大唐文学家韩愈称之为“原道心法”，象征着中华五千年治国的国家学说。

“禅让制”是中国最古老的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统治者和平交权，承前启后，没有阴谋，没有流血，人们心悦诚服地在公认的领袖带领下进行各种生产活动，一年复一年的生活在和平环境中。

这个民主制度最后被大禹和他的儿子启破坏了，经过政变与战争，随着大虞王朝的覆亡，公天下成为了家天下。“禅让制”寿终正寝，“世袭制”正式登台，“世袭制”从此成为华夏文明沉重的负能量。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体制结构。

后世中国的皇帝之间的在强权之下的虚伪禅让，只是从一个“家天下”交给另一个“家天下”，完全没有会盟投票推举的“公天下”特征。“禅让”实际上是“逼让”。“禅让制”成为中国远古历史上的1600年大虞王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虞王朝时期的文化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文明，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瓶窑镇。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1959年夏鼐先生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良渚文化堆积中，有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形体原创意义的器物，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大的玉器.下图是在苏州虎丘以东二十公里处的草鞋山发掘的玉踪，最具良渚文化的代表。